從歐洲和美國的經驗看，碳價格的發現、排放企業在碳指標上的套期保值和風險管理，都需要傳統的期貨市場發揮功能；就如同電力企業需要用期貨、衍生品市場來管理原料投入（油、天然氣、煤炭等）和 產出（電力）的價格變動風險。

　　在中國，按照國家發改委的部署，廣東、湖北等省和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直轄市都參與了中國碳市場試點的設計。參照其它國家的經驗，一旦試點的省、市政府確立了碳指標（或稱“配額”）的總量規模和在參與試點企業的配額分配模式，接下來的關鍵一步，就是讓中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期貨市場，成為碳價格發現的重要平臺。

　　可以說，如果中國的期貨產業不能介入到碳價額的發現中來，碳交易在中國肯定會走彎路。

　　自1848年第一個商品期貨合約——小麥——在芝加哥上市后，美國期貨市場已經有了160多年發展歷史。中國的期貨市場在過去20年從無到有，取得很多成績，然而，它畢竟還是一個新興市場，產品相對較少，層次相對單一——如沒有大宗商品的場外掉期業務，而且沒有基于期貨合約的場內期權交易。同時，相比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中國由于沒有利率和匯率期貨，金融機構在期貨市場的參與度較低；期貨對于國民經濟的整體影響只限于大宗商品方面。

　　巴西的期貨市場則要發達很多多。根據交易所的統計，2010年全年，巴西的期貨成交量為6.19億手（單邊）；其中一半以上是利率期貨和美元匯率期貨。按交易群體劃分，42.4%的總交易量來自金融機構，29.61%來自機構投資者，22.4%來自外資投資者，3.88%來自散戶，1.71%來自企業。這一年，巴西的期貨交易總金額相當于27.2萬億美元。

　　給碳定價，核心在交易所。而交易所能否真正做強、做大，關鍵又在治理結構和透明度。以往，我在同碳交易的創始人桑德爾博士（Richard Sandor）的交談中，能夠感受到他對這個環節的高度重視。2005年，他力推將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和歐洲氣候交易所的控股公司— Climate Exchange plc. 在倫敦創業板IPO上市，接受整個資本市場的監督。在初期，碳交易作為一個新鮮事物，很多市場參與者，包括金融機構，還對此不很了解。于是桑德爾博士除了交易所的董事會之外，還吸收了來自包括國際知名的學術機構（耶魯大學）、金融市場監管機構（FINRA）、非政府組織和美國前農業部長和國際貿易談判代表等在內的一流專家組成的交易所顧問委員會，監督交易所的運作。

　　金融市場透明了，才能最廣泛地吸引一流的金融機構、企業和機構投資人參與金融合約的交易；而有了高質量的流動性，才會有所謂的“定價權”。

　　最新的一個例子是，從上月20日起，ICE歐洲交易所將在每周一公布ICE布倫特原油和柴油期貨合約的持倉分布數據，共涉及四類市場參與者：生產商、掉期合約交易商、期貨管理基金和其它類。這將進一步提高了原油市場的透明度。

　　在中國，隨著利率期貨和外匯期貨的推出，金融機構和機構投資人參與期貨交易的程度必將深化，中國的期貨市場以散戶為主的局面將發生根本改變。

　　在對外開放方面，巴西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像中國一樣，本國貨幣目前并非完全自由兌換，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們吸納國際資金參與本國的期貨交易。經歷了2008年華爾街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后，這些新興市場國家，也在如何開放本國金融市場，融入國際金融體系，提高金融話語權等核心問題上，積累了寶貴的實戰經驗。

　　在中國，證監會有計劃未來容許QFII參與股指期貨交易；中國的碳交易的形成，也將伴隨著中國整個期貨市場逐步、有秩序的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