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在中國這樣規模的經濟體的能源結構中只是起著補充作用，但在一些中小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小島國家則大有可為，可以對能源供應產生根本性的變革。以印度洋上的島國馬爾代夫為例，這里的電力供應全部依靠進口的柴油發電，發電成本高達每度電27-65美分之間，比煤電成本高出5倍以上，比光伏發電成本還高。馬爾代夫每年燃油補貼高達1.15億美元以上，人均補貼近370美元，政府財政難以為繼。而且柴油發電對旅游環境的污染也很嚴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南亞國家中屬于最高的水平。以中國的資金、技術實力，特別是在光伏產能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中國可以考慮整合對外援助渠道和資源，在馬爾代夫以及其他中小國實施大手筆的“光伏外交”，以光伏與儲能、微電網技術結合發電，大幅度減少柴油進口，減輕政府財政壓力，改善當地環境，提高百姓生活水平。?? 第四，中國能源發展模式和經驗的輸出。雖然中國的能源管理體制、能源價格體系、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環境保護諸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中國也應該成為能源輸出大國，但是，對于不少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能源發展歷程依然是一個典范。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如果把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人口相當、起點大致相同的發展中大國相比，目前中國的用電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9.8%以上，而印度仍有25%的無電人口，即大約3億人口沒有用上電。印度的情況正是整個發展中國家的縮影，目前第三世界整體而言大約仍有25%的無電人口，總數高達13億人。中國到底是怎樣在30年間解決了近5億農村人口的用電問題？這個事實顯示了中國經濟的硬實力，也體現了管理水平的軟實力。在這方面，中國應該有足夠的制度自信，主動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咨詢”，分享農村電氣化發展的成功經驗。
　　結論
　　綜上所述，建議國家在推廣“一帶一路”的概念時，整體考慮能源安全的概念，不僅要保障我們自己的能源供應，也要顧及沿線國家的能源需求。在建設能源供應通道時既有輸往中國的油氣“上載”，在過境國也可以有一定的能源“下載”；在周邊國家援建清潔火電廠，并大力推動電力聯網；整合對外援助渠道，以大手筆的“光伏外交”推動中小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小島國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分享能源發展特別是中國農村電氣化的成功經驗，體現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軟實力。這樣的做法，不僅有助于進一步提高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的國際地位和形象，使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占據制高點，也為處于產能過剩的中國能源制造業走出去創造新的機遇，使中國成為能源輸出大國，在更廣闊的空間實現能源安全。
　　【作者，翟永平,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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