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需要政策“定心丸”
　　在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伏電站運維中心內，工作人員反復點擊鼠標遠程查驗各電站的運行狀態，中心液晶屏上滾動顯示著70余家企業屋頂的發電情況。望著大屏幕上不斷跳升的數字，公司董事長張利忠卻高興不起來。
　　“去年在海寧和桐鄉建設了88兆瓦的分布式項目，化解了公司三分之一的產能，確實對產業發展起到了較好的支撐作用，但是分布式光伏電站的實際運營情況只能用慘淡來形容。”張利忠掰著手指給記者算了一筆細賬，浙江工業用電施行峰谷電價，峰電每度0.94元、谷電每度0.45元，公司在這個基礎上打85折售電，平均售電電費只有每度0.65元，加上國家補貼每度0.42元、省里補貼每度0.1元，每度電總收入1.17元。
　　按照裝機1兆瓦項目測算，投資需要800萬，其中70%需要融資借款，即560萬，以銀行利息7厘算，一年利息就接近40萬，再加上每年40萬的折舊和10萬的維護管理費用，一年成本共90萬。假設發的電全部賣給企業，并且能及時回收電費，一年售電收入117萬，盈利27萬，這需要至少30年才能收回成本。
　　“作為光伏制造企業，我們有能力也有信心做好分布式光伏，但是企業是需要生存的。不論是采取國家補助還是地方配套，只要每度電能維持在1.52元，企業就沒有壓力。如今年政策能明朗的話，我們裝機可以在去年的基礎上翻番。”張利忠說。
　　張利忠算的這筆賬還是在樂觀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而在現實中投資方還會遭遇更多價格外的尷尬。“公司去年投資6800萬元在一家企業屋頂建設了9兆瓦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預期年均電價收入674萬元，由于該企業經營狀況不好，公司長時間沒能收到電費。”杜文源坦言，企業不交電費，我們沒有權力斷電，如果在供電局代收電費方面沒有突破，電站投資者的風險很大。
　　依據各國發展光伏產業的經驗，政府補貼是前期產業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目前國家補貼政策已經明確，但是稅率問題還存在模糊之處，不少企業也擔心如果補貼需要上稅會進一步提升成本。
　　我國光伏產業曾一度過度發展，金融機構對于給光伏項目放貸一直保持極為謹慎的態度。對此，張利忠認為，銀行之所以排斥光伏就因為政策上不確定因素太多，如果以上問題都能解決，融資難的問題自然就能解決。
　　“光伏屬于典型的政策導向型產業，以目前的成本來說，如果各級政府的政策不明朗，就沒有多少企業愿意冒風險進入市場。”浙江光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銷中心副總監覃建航告訴記者，“分布式是光伏應用的必然趨勢，但是目前很多政策尚未落地，大家還在觀望。瓶頸問題一旦解決，市場就會井噴式爆發。”

　　市場化改革是治本之策
　　在杭州桑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總裁辦主任祝東敏的帶領下，記者爬上其桐廬經濟開發區的工廠屋頂發現，與在彩鋼瓦上覆蓋一層光伏組件常規做法不同，該公司推出的光伏建筑一體化屋頂（BIPV）可以直接代替廠房屋頂，3個人同時行走在上面也不會有晃動感，不僅防水強度高，而且光電轉化率與常規產品相差無幾。
　　目前，我國70%以上的企業采用彩鋼瓦屋頂，考慮到承載、漏水等多種原因，企業主大多不愿安裝屋頂電站。桑尼能源光伏電力事業部總經理潘禮華指出，彩鋼瓦一般5年就需要更換，只要選在企業更新屋頂時介入，直接為其替換成BIPV，使用年限達到25年以上，屋頂企業僅需要支付小部分建設屋頂的成本。這種方式，極大調動了企業屋頂的改造積極性，也將原本不可利用的屋頂資源變廢為寶。
　　“即便如此，考慮到企業破產等問題，屋頂的確權問題還是直接影響到投資者的信心，也影響到銀行借貸的評判標準，相關部門還是要固化屋頂權益，出具物產證等。”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曹仁賢一陣見血地說。
　　價格問題是另一個影響電站收益的核心問題。“補貼太高，大家會一哄而上，補貼太低又會讓企業難以生存，只有客觀合理的價格才能讓分布式持久發展。”曹仁賢表示，要從根本上推動分布式發展，還需依賴電力體制改革，將發電和用電分離，實現虛擬供電。“現在分布式發電就近消納成為一個風險點，如果所在屋頂企業無法消納，電站投資者只能以更低的價格賣給電網。如果可以虛擬供電，就可以通過電網把電賣給距離更遠的企業，獲取更好的效益。”
　　通過政府高額補貼維系光伏產業發展，一直飽受各方詬病，這種輸血模式也被認為不可持續。未來如何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補貼問題，才是推動產業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
　　通過幾年實踐摸索，海寧市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張剛已在心中描繪出了一幅改革“路線圖”。據他透露，首先要把當地的分布式光伏電站包裝成自愿減碳項目，拿獲取的綠色收益到碳交易市場上賣錢，換取作為地方補貼基金，這樣補貼就不是固定的，會隨著碳價格變動而變動，這是市場化的關鍵一步。
　　“同時，還可以設立一個產業引導基金，由投資商和政府共同出資控股，控股投資商占比41%、政府占比10%，基金交給控股商管理，負責評估項目并參與投資。當投資項目成熟后，就可拿到銀行貸款，之后引導基金退出再投資其他項目，這樣就實現了‘滾動式’開發。有了這兩個東西后，財政資金就可以平穩退出，未來哪個企業碳排放多，哪個企業就來承擔補貼。”張剛補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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