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12個yieldcos在美國開展了業務
　　記者：您認為中國是否可以借鑒這種貸款擔保計劃？如果不能，中國如何開發類似工具？
　　Daniel Poneman：盡管美國的貸款擔保計劃不能直接地適用于中國，但是中國還是能通過相似的金融手段來減少將能源產品商業化的風險。
　　中國希望在2030年實現20%的能源由清潔能源提供的目標，一種可行的方式就是通過借貸政府資金，建成新一代大規模的風能與太陽能電站。在此基礎上通過建立一系列的成功項目來增強金融市場的信心，進而吸收民間資本來推動下一波計劃的實行。
　　對于中美兩國而言，在能源產品商業化過程中難點最大的領域，比如說碳捕捉與封存技術領域，政府與民間的合作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民間的力量將會進一步增長，而政府的作用將持續減退。在技術革新的先行者利用政府提供的支持，建立穩定運營的電廠，為消費者供電，形成穩定的現金流，并產生一種有成長前景資產種類后，這一過程會自然地實現。
　　在中國，清潔能源已占到了中國發電裝機容量的 1/3，為2億家庭供電，其盈利率約為6%-9%。這些清潔能源受到了長期電力收購協議的支持，而且不存在項目無法完成或原物料缺乏的風險（特別是風能與太陽能）。同時，監管的風險也很小，其運營與維護的成本也是可預測的。
　　這樣長期、低風險的收購合同使得一些類似的資產也可以被捆綁與證券化，進而形成一種新的資產類別。這種資產類別可以通過金融工具來發行小額股份。而這些金融工具將會顯著降低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門檻，并在私有基金與公共資本市場之外開拓新的資金來源。
　　在這個情況下，在清潔能源領域里，比起一個規模龐大、流動性差、基于計劃的投資項目，投資者對于更容易、更有效率且更具有彈性的基于合同的項目更感興趣。在能源項目安全性強（由長期收購合同背書）與回報率較低的背景之下，這個新的資產類別會對那些長期債的投資者更具吸引力，比如說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
　　這種將現金流從國有資產流向投資者的投資工具被稱為“yieldcos”。這些yieldcos從母體能源企業中被剝離出來，擁有可再生能源資產與設施，可通過長期收購項目獲利。這樣的投資項目對于渴望低風險回報的股東可能是很有吸引力的。再加上，由于項目周期長，這項投資可以避開稅收，將完整的營收直接回饋給投資者。傳統上來說，這樣的營收在企業這一方會被課一次稅，而交付給客戶時又會再被課征一次。從2013年起，大約有十二個yieldcos在美國開展了業務。

　 中美聯合聲明中目標的 實現需萬億美元投資
　　記者：在清潔能源投資方面，您認為中美應當如何進一步加強合作？
　　Daniel Poneman：此前根據中美兩國政府于2009年11月簽署的《關于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合作議定書》，中美雙方已成立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CERC），并承諾在未來5年內共同出資1.5億美元以支持合作研發工作。其主要目標是促進兩國清潔能源技術的研究、開發和商業化。
　　除了擴大CERC這一選項之外，還有數量龐大的其他媒介與團體可以被納入到中國政府的資助范圍之中。
　　盡管中國將科技成果規�；�的能力已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得到了體現，在幾年內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風能與太陽能市場，但不幸的是，這種高速的部署使得市場上出現了許多低效的投資。
　　例如，歐盟對于光伏產品的低關稅與補貼以及美國市場的需求都足以消化中國生產的產品。當歐盟取消補貼而美國政府決定對中國光伏產品的進口征收關稅的時候，中國的光伏產業便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如何利用中國活躍的民間資本、成長中的風險投資，以及私人基金來投資崛起中的清潔能源產業。中國的投資者早為了尋求可能帶來利潤的新科技遍訪世界。
　　在這個情況下，應該成立一個中美聯合基金（或者是一個政府-民間聯合基金），專門投資那些在將科技成果商業化時面臨困難的企業。這些科技應該根據他們商業化的可能性被謹慎地評估，并為中國未來的能源與碳排放目標做出貢獻。強力的知識產權保護也應該被包含到這些制度安排之中。對于美國的科技研發者與工業企業來說，“進入中國市場的沖擊”——進入中國市場為公司的前景乃至于估值帶來的正面影響——將會為公司帶來之前通過其他途徑沒有辦法獲得的注意力與資金。
　　基于中美兩國的能源消耗規模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萬億美元級的投資才可以幫助兩國達成兩國領導人在去年11月時定下的目標。我們的下一步任務就是領導人、投資人與官員將這些共識轉化為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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