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要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實現能源的可持續，這就要求能源轉型，實現清潔綠色、穩定可靠。而能源轉型的核心內容是要實現煤炭的清潔化，盡可能減少煤炭的使用量，也就是要革煤炭的命。這種觀念最初得到了煤炭方面一些專家的反駁，但后來他們逐漸意識到，實現煤炭的清潔化、發展可再生能源是世界潮流，是時代進步所提出的要求。因此他們也轉變了思想，主動提出，不是革煤炭的命，是煤炭要革命，煤炭要實現綠色、清潔發展。

 

　　政府部門的轉變也非常明顯。2014年發布的 《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中提到，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煤炭消費比重控制在62%以內。而近日發布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將煤炭消費比重調整為消費比重降低到58%以下，短短的兩年，煤炭占比目標就下調了2個百分點。

 

　　我國環境標準必須比歐美更嚴苛

 

　　記者：您長期致力于環境改善，您如何看待當前我國的大面積霧霾問題？

 

　　李俊峰：我們沒有預計到的是，我國的發展速度如此之快。打個比方，在2000年時，研究認為我國到2020年只需要消耗24億噸標準煤，而事實上，到2010年我們消耗了30億噸標準煤，幾乎是2000年的3倍，與之對應的環保措施卻沒有按照新的發展情況的要求去加大強度。當時預計2020年我國的汽車保有量不到6000萬輛，而實際上目前我國的汽車保有量已經達到了2億輛，但汽車的生產標準和油品的質量標準卻沒有跟上。

 

　　2012年末、2013年初我國爆發了大面積霧霾，當時大部分專家認為中國的霧霾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的問題，是多污染物的互相疊加，是工業化和能源快速增長等多種矛盾的交織。產生的原因很復雜，產生的機理也很復雜，難以對其做出很快的判斷。

 

　　但我認為，在這件事上不必太過復雜化。以中美兩國做一個對比為例：中美兩國的國土面積相差不大，兩個國家的能源消費量、汽車擁有量都差不多，但是美國是碧水藍天，究其差別，就在于我國每年消耗近40億噸煤炭，是美國6~7倍，這意味著，在同等條件下，我國燃煤的污染物排放量將是美國的5~7倍。

 

　　另外，我國的油品不高，比如在大氣十條之前，我們車用柴油的含硫量的標準時2000PPM，而美國只有10PPM，我們是美國的200倍，除了煤炭和石油等大宗能源品種之外，還有石油焦、燃料油、煤矸石、煤泥等小宗物資還沒有管好，每年的消耗量也都達到了千萬噸級別，這些東西含硫量大都在3%以上，是我們普通燃油標準的上萬倍。此外美國的車都相當于我們的國Ⅵ、國Ⅶ的標準，我們還有近30%的車輛是國Ⅰ、國Ⅱ標準，一輛國Ⅰ、國Ⅱ橋車的排放量是同類國Ⅵ、國Ⅶ的上百倍。這是我國大氣質量遠遠低于美國的主因，此外，美國只生產1億噸鋼鐵，我們生產8億噸，是美國的8倍，美國每年只生產3億噸水泥，我們卻要生產25億噸，也是美國的8倍以上。

 

　　我認為，如果能源的清潔化做好了，把汽車的污染控制住，就能把大的問題控制住，基本能將PM2.5控制在35微克/立方米。但是如果想降到10微克/立方米以下，我們必須做到能源比歐美等發達國家更加清潔，工業標準和環境標準要比他們更加嚴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人口總量來定環境容量。因為我國人口眾多，排放基數大�，F在美國人均消耗2噸煤，全美是6億噸煤；我國人均消耗3噸煤，13億人口就約40億噸煤，是美國的7倍，污染的濃度也將是美國的7倍。因此，我國的能源必須更加清潔，工業排放標準更加嚴苛，才能享受到與歐美發達國家一樣的藍天。

 

　　記者：按照官方給出的數據，我國的大氣污染治理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為什么給人感覺2016年冬季的霧霾還如此嚴重？

 

　　李俊峰：從全年來看，情況確實有所好轉，但不可否認的是，冬季某些時間段的污染反而有所加重。這里除了存在不利氣象因素之外，確實也存在治理不到位的問題。

 

　　例如，2016年11月、12月是全年空氣污染最重的兩個月份。而這兩個月我們的GDP增速很快，特別是煤炭的增長。2016年1~9月，我國的煤炭消費量下降了8%，但10~12月份煤炭消費快速反彈，使得煤炭的下降幅度從8%縮減到了2%。1~6月份，全國的用電量增幅不到2%，下半年電力需求增速加快，全年增幅高達5%。

 

　　環保部要求，在空氣污染黃色、紅色預警期間要實施停產、限產措施，但是這一期間，煤炭消費量快速反彈，這表明停產、限產措施還沒有真正落到實處。不僅如此，許多企業雖然在預警期間停產、限產，但一旦預警取消，這些企業就加足馬力加倍生產。這也就造成了一種情況：剛有藍天，只要風一停，霧霾又馬上來了。

 

　　記者：在多年的工作中，在環境改善方面，您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李俊峰：排放權不僅要考慮發展權，也要考慮生存權。生存權一定程度上是高于發展權的。當我們的發展危及到人類的身體健康的時候，發展權必須讓位于生存權。

 

　　解決污染問題，是一場持久戰，也是一場攻堅戰。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需要適時的引導。第一，要引導企業退出高污染排放產業，轉而選擇清潔的、環保的產業；第二，要有轉移支付，做出制度安排，要從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以及長三角、珠三角等相對發達地區拿出足夠的GDP份額來幫助落后地區脫貧致富；第三，落后地區也要自力更生，但在發展的過程中切忌再走發達地區那種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代價太大了。

 

　　應對污染，是全民的責任，不僅需要政府為之努力，還需要每一個企業、每一位公民為之努力。尤其企業，必須讓自己生產的產品是最環保的，生產的過程是清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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