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 中國是否要當氣候變化的全球領導者？
氣候變化治理的全球領導力是需要中國花錢的，而中國在過去幾年以及未來面臨經濟放緩的壓力，不能過于追求所謂的國際聲望，而是量力而行。
改善空氣質量比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更為急迫
當前比二氧化碳排放更亟待解決的是空氣污染問題，空氣污染事關老百姓的身體健康，政府應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優先治理。換句話說，應該先降低空氣中危害人體健康的成分再控制二氧化碳。全球變暖是一個全人類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現在還無法排除全球變暖與地球氣候周期變化以及太陽黑子運動的關系，畢竟地球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次氣溫比現在高的時期。結合史料記載和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繪制的中國近5000年氣溫變遷圖，秦漢和隋唐朝處于歷史上的溫暖期，氣候比現在更暖。
近年來空氣污染給人民的健康帶來了極大威脅，是一個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全國性民生問題。世界銀行與美國華盛頓大學聯合發布的《空氣污染的成本：強化行動的經濟依據》報告表明，空氣污染導致中國損失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0%。霧霾含有化學物質、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既有急性毒性也有慢性毒性，增加了人們患中風、心腦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癌癥的風險。大氣污染物還有致畸、致癌、致突變的毒性，不僅嚴重影響當代人的壽命，還影響子孫后代的健康。國際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6：能源與空氣質量特別報告》指出2015年中國室外空氣污染死亡人數高達221萬人，空氣污染使中國人均壽命縮短2年零一個月。如果空氣污染程度大幅下降，預計2040年中國人均壽命損失將下降到10個月。治理空氣污染就是在拯救生命，我們應該抓重點優先解決這個問題，利用協同效益順帶減少碳排放。
中國在碳排放問題上應如何處理
碳排放交易逐漸變成了國際舞臺上的新型政治博弈，中國不應該被輿論壓力牽著鼻子走。根據美國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2014年發布的各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排名，中國位列全球第48位，處于世界較低水平。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僅是美國的46.3%、日本的78.5%以及德國的84.4%，我們有理由維護合理的碳排放權益。
《巴黎協定》將國界作為二氧化碳排放的地理邊界，一些國家可以通過進口替代的方式從其它國家進口產品來滿足國內需求，而不計入碳排放。在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發達國家控制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加工制造業一般集中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通過產業鏈生產端的外包形成對發展中國家隱蔽的碳排放轉移，被稱作“貿易隱含碳”。
現在主流的碳排放研究視角都是從生產的角度來看的，認為只要產品生產是在某個國家進行，相應的碳排放就屬于該國家的排放，沒有考慮產品是否在該國家消費。若根據產品消費而非產品生產的角度計算二氧化碳排放，中國的碳排量將大大降低。
發達國家已經邁入后工業化時代，從第二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向第三產業，并且人口較少增長較慢，碳排放基本不會有較大增長。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則處于工業化進程中，人口負擔較重，與已經走過這個階段的發達國家在同一時刻不具備可比性，碳排放總量限制會很大程度上制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
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的道路上制造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存量，然后將高排放的工廠外遷至發展中國家，當發展中國家經濟向好的時候，發達國家找 “減緩全球變暖”這種政治正確的理由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程，顯然是不公平的。減排的責任應該按照歷史總排放量來劃分，大氣中現存的二氧化碳排放絕大部分是由發達國家自工業化時代產生的，中國沒有責任為發達國家過去的大肆排放負責，發達國家應該對控制溫室效應承擔更多的責任。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0%以上，這種能源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碳交易監管機制的不成熟和碳減排執法人員的不足，使碳交易在我國很難監管到位。碳權是能夠出售獲利的，因此通過文件虛報、數據作假等作弊方式獲得配額、抵減碳權的動機一直存在。例如在碳排放總量設定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容易受到當地企業的游說，以獲得更多的碳排放空間�；蚴瞧髽I故意把過去的歷史排放多報一些，來獲得更多的碳權。
金融企業對碳交易有極大的興趣是因為他們需要尋找新的投資概念，創造新的金融市場進而推行綠色金融產品制造利潤，如果我們尚未設計出公平且健全的碳交易方案，而本末倒置地匆忙著手進行碳交易，那就要謹防碳交易偏離了節能減排的初衷而演變成新的金融泡沫。
如果全國的碳排放交易啟動，發達地區的工廠想要維持當下的生產水平，只需要從欠發達地區購買碳排放權，欠發達地區的工廠失去排放空間相當于賣掉了自己的“發展權”，這樣會間接加劇地區間的貧富差距。當欠發達地區需要發展的時候，還得向發達地區購買碳排放權，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成本將會明顯增加。
作者：顧城天 王進 來源：界面新聞 責任編輯：wutongyu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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