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綠證制度在我國起步較晚也是一個原因。據悉，今年1月，隨著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能源局等三部門聯合發布相關通知，綠證制度才開始正式試行。由于購買綠證后暫時無法進行再交易和盈利，因此還并未引起新能源圈外人士的興趣，綠證市場遠未形成規模。“如果想讓資本市場來買單，首先得允許交易，其次得放開價格并且允許電子撮合交易。”汪軍分析說。

　　董琳琳對記者表示，“作為衡量可再生能源環境價值的一種方式，綠證交易剛剛起步。證書購買者可以宣稱發出或者使用的是高比例的綠色能源，這本身就是一種態度和品牌形象，因為目前并不能帶來經濟回報。綠證‘缺乏活性’，沒有市場資本參與的空間，所以大部分企業對此比較謹慎。”據悉，參與實際交易的公司多期待綠證能與新能源電力配額制掛鉤。業內人士也認為，在目前，綠證價格考慮以市場定價為基礎，但不高于相應的國家補貼標準，主要是營造一個穩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場環境，實現補貼的平穩退出。

　　可再生能源電價改革研究報告今年3月的一份數據顯示，今年補貼資金需求為1076億元，補貼規模只有719億元，差額為357億元，累計差額高達851億元。若按照現行的補貼模式，到2020年補貼缺口高達3000億元。今年開始清算前6批目錄上的項目欠款。

　　一個現狀是，風電、光伏裝機量攀升，而可再生能源補貼不能按時發放，直接影響了新能源發電企業的現金流，綠證制度推行之后，風電、光電企業的資金流轉會通暢。這也成為部分企業追隨綠證交易的一條顯性理由———發電企業通過出售綠證獲得收入，可以適當緩解補貼拖欠帶來的現金流壓力。

　　從市場來看，陸上風電、光伏發電持續發展，新能源上網標桿電價有價格上限，這種局面下，新能源補貼需要一個市場化的風險對沖手段。

　　目前，購買綠證后暫時無法進行再交易并盈利，購買綠證實際上是企業和個人對我國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至平價上網的支持。“我認為，將購買綠色電力的部分體現在電費單上，標明綠色電力與常規電力的差價，才會吸引‘圈外’的消費者參與。”上述張姓工程師建議。

　　那么，綠證的發展趨勢如何？在汪軍看來，我國綠證要發展，必須強制實行發電側新能源配額制，要提高新能源電力的占比，主要靠提高新能源電力的裝機和降低火電的裝機。”他舉例說，韓國的新能源電力比例相對中國來說偏低，但綠證價格一度突破1000元，相當于每度電高達1元。如果參照韓國，我國的綠證市場值得期待。

　　唐人虎分析說，目前的綠證對于賣方要做參與交易和國家補貼之間的選擇，買方意愿僅是自愿支持綠色能源，這不可持續，因此，要把各個相關方的角色定義清楚，要考慮買賣方關鍵決策者的訴求，給以相應的配套措施，尊重市場的基本規則，允許部分投機行為存在。

　　其實，綠證并非新鮮事物，美國、日本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早已實行了綠證交易，且是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的配套政策，綠色電力消費蔚然成風。比如蘋果公司就設定了100%使用綠色電力的目標，86家世界500強企業承諾未來實現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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