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光伏組件退役之后，要經過拆卸、運輸和處理三個環節。在直觀的印象中，難度最大的環節肯定是最后一個，即進入工廠之后的回收環節，因為這部分對技術要求最高。但在中國，除了處理環節，運輸環節其實也充滿挑戰。

　　2010年之后，國內光伏產業出現過兩次快速增長。第一次出現在2012～2013年，為了應對歐美“雙反”，多部委聯合出臺多項支持光伏產業的政策，此后一年多，光伏新增裝機量增長近10倍，且90%以上為地面電站。第二次出現2016～2017年，由于組件價格下降、扶持力度增加，國內的分布式光伏快速發展，全年裝機同比增長3.7倍。

　　集中上馬就意味著扎堆退役。對于2016～2017年大規模安裝的分布式光伏來說，產品轉化率高、質量較好，且可以參考歐洲、日本等地豐富的分布式光伏回收經驗，退役時即便帶來一些問題，但影響可能也會較小。

　　而2012～2013年這批則不然。由于光伏組件推出較早，技術水平相對較弱，且主要應用在西部電站中，在全球范圍都很難找到類似的回收先例。更重要的是，這批組件將率先退役，因此，亟需探索出中國式的回收模式。

　　有人曾提出過一種思路，即由光伏企業自己處理，但這種“誰的孩子誰抱走”的模式并不被看好，原因有二：

　　一是從回報上看，企業處理非常不劃算。一塊光伏組件回收后，最大的價值體現在其中的金屬部分，但可以回收的金屬非常有限，且回收投入較大。如果投入與產出不匹配，企業就不可能產生太大的動力；

　　二是從條件上看，組件處理需要置辦設備，加派人力。即便企業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和技術儲備，但一個客觀的現實是，國內光伏組件的生產線主要集中于中東部，很少位于西部。如果要處理，每家企業不僅需要重新添置生產線，而且要支付不菲的物流費，這必然會減少光伏企業參與后處理的熱情。

　　既然分散處理、遠距離運輸難以實現，相對可行的辦法應該是集中處理和就近原則。

　　以甘肅省為例，退役光伏組件可以由專業機構進行收集，并根據產品的類型、破損的程度統一運至一個或幾個處理點，根據不同特點進行不同方式的集中處理。而企業則可以參照PV CYCLE的模式，以出資的形式參與后處理，讓“專業人做專業事”，或將會產生更好的效果，以及更大的效益。

　　官方搭臺，企業參與

　　新興領域的技術往往分為兩種：通用技術和私有技術。

　　在行業發展前期，通用技術需要先行出現。但就像平地起高樓，通用技術的研發投入大、風險高，且成果可能不會被一家企業獨享。所以，企業往往不愿去做通用技術的研究。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政府就要出面，先行搭建平臺，通過合理的激勵機制吸引參與者，進而研發出通用技術。

　　對于國內光伏回收，目前尚未看到通用技術方面的突破，因此，要實現“專業人做專業事”，需要政府率先發力，為組件回收搭建一個平臺，并讓企業充分參與進來。

　　首先，政策和標準將是這個平臺的基礎。

　　眾所周知，光伏行業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家政策的強力推動。但當下，國內尚未出現專門針對光伏組件回收再利用的強制性政策，同時，專門的光伏組件回收機構也處于空白狀態。另外，與組件回收相關的標準并不全面，僅有的一本國家標準《晶體硅組件回收再利用通用技術要求》在2017年9月剛剛推出，而與薄膜回收相關的標準尚未完成。因此，盡快制定相關政策和標準是第一步。

　　其次，需要尋找到可持續的運作模式。

　　這里所說的可持續，主要是讓回收機構擁有造血能力。在這方面，歐洲的經驗是成立非營利性組織，并從企業身上獲得資本——無論是PV CYCLE，還是另一家組織歐洲太陽能(3.620, 0.03, 0.84%)再循環中心（CERES），兩者都是吸納光伏組件生產商做會員，進而通過收取會員費，以維持自身的運作。而美國光伏企業FirstSolar的經驗則是建立第三方基金，由專業金融機構進行運作，并以此支持后處理工作。但兩種模式的共同點，就是讓企業成為主要參與

　　再次，倡導加強“生產者責任”制度。

　　在家電領域，有一種提法叫“生產者責任”，即生產企業不僅要在產品的生產過程之中負責，還要將其延伸到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特別是廢棄后的回收和處置。在歐洲和日本的光伏行業，企業對生產者責任的落實與政府強制性規定有一定關聯，但更重要的是，很多企業已經將其內化為自身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它在生產和設計的過程中，往往會考慮如何處置、如何回收，而這種提前參與，無疑將有助于最終組件回收的效率和效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