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說實話，中國要完成2060年碳中和這個目標非常難。通過宣布這個目標，中國實際上是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綠色革命，要帶動各國的減排目標提前實現。相當于說，中國發揮了一個全球領導作用。

中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除了在科學技術上有進展，在發展思路上也有了變化。中國政府開始認識到，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如果幾個大國都不參加，那么要在本世紀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２℃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內而努力（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這事肯定是做不成的。

應對氣候變化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是負責任大國應盡的國際義務。碳中和目標也是我們自己制定的，而不是別的國家強加給我們的。中國要通過承擔大國的責任，去倒逼國內的能源轉型、發展方式轉變。

編 輯：楊羽婷、葉正新、潘磊

歐盟在碳排放、碳中和問題上，一直是占據主導地位的。早在2018年11月，歐盟委員會就發布了長期愿景，提出了到2050年實現包括二氧化碳在內的氣候中和的目標。

這無形當中對世界上其他國家實踐碳達峰、碳中和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碳中和不僅是環境問題、經濟或社會問題，而且也是國際政治問題。在減排過程當中，充斥著大國之間的政治博弈。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集體活動困境，即所謂的“公地悲劇”。怎么理解呢？比如，在一片草原上，張家、李家等很多戶人家都在放羊，羊的只數超過了這片草原的承受能力，啃食的速度也超過了草再生長的速度，但是每個人都只想現在，讓自己的羊多啃點，結果直到羊啃完了這片草原上所有的草，也沒人負責這個問題。

在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上，全球各國也有如此的困境。

首先，發達國家之間會博弈，比如歐洲指責美國“你曾是最大的排放大戶，開大排量汽車，住大房子”，美國人一聽，覺得也有道理，但是不準備改變生活方式。其次，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會博弈，比如窮國會說“你們富國都排了，我們還沒來得及排，這就限制了我們的發展”。

而且，氣候變化造成的極端異常天氣、自然災害頻率正在增加，受害的是這些小國，也沒什么錢，就想讓富國出點錢。富國一聽，覺得也有道理，但是不會給錢，因為“給錢都讓你們（窮國）的腐敗政府拿去買槍、買炮了”……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都會有這種博弈。

全球氣候變化在經濟、社會乃至國際政治領域都會造成影響。比如有人說，氣候變化對俄羅斯挺好，因為它在北冰洋附近的冰川凍土消融了以后就變成可耕地了。確實會出現這種情況，但氣候變化不只是地表溫度的上升，更多的表現是極端氣候事件，如颶風、洪澇和干旱，這些事件對地球上所有國家都產生影響。

很多人都知道格陵蘭島的冰川在加速融化，可能多年之后它就不存在了。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雖然不至于被淹沒，但是會因為海平面的上升要逐漸地加高堤壩，當地政府在此方面投資巨大。全球氣候變化還會導致降水量重新分配。這有好有壞，比如一些干旱地方的降水量增加了，但是一些糧食主產區下雨少了。

此外，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下，還會出現氣候難民，因為地區的環境變化造成社會沖突、種族沖突以及熱點事件，進而威脅到一些大國的地緣利益和國際利益。

早在十幾年前，美國的國家情報部門就已經給其主要領導人提供過關于氣候變化威脅國家安全的報告。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

就中國而言，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一批有識之士，一批科學家、專家就指出中國不能按照歐美的工業化進程來走，應在傳統方式上盡快啟動綠色能源、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的發展。

比如前陣子，網上流傳著錢學森先生在90年代初期寫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的信。他在信中談到了未來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建議中國的汽車工業跳過汽油柴油階段，直接進入減少環境污染的新能源階段。他認為，中國有能力跳過一個臺階，直接進入汽車的新時代。現在看來，錢老可謂高瞻遠矚。

我們要認識到：碳中和首先是政治決策，這事必須干，然后再說怎么干。即便沒有國家間的博弈，中國自己也想搞碳中和，想用這樣一個目標來倒逼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這是一場系統性革命，不是通過幾個時期的量化減排，每個行業分分指標就完成了的。

中國現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每年98億噸，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8%，經濟規模占比（注：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比重達到17%）遠遠小于碳排放量的占比，這說明我們的經濟發展質量不夠高，單位GDP的能耗比歐美高很多。完成這場革命的挑戰在于：

1. 別的大國都是自然達峰之后承諾的碳中和，包括美國在2007年實現了能源消耗高峰，同時達到了碳排放高峰，之后往下走了，到2019年整體排放已經比2007年下降15.6%；歐盟2006年達到了能源消耗高峰，同年達到了碳排放高峰，到2019年整體排放比2006年下降22.4%。

中國還處在一個高碳能源發展的階段，2019年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分別比2006年提高了69.7%和47.2%，而且這兩者上升的時間越長，峰值就越高，歸零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就越大。

2. 現在美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6萬多美元，日本的人均GDP將近5萬美元，而中國的人均GDP才1萬多美元。不同發展階段的減排力度和成本都是不一樣的。中國要實現人均GDP的增長，還要在很短時間內實現從高峰到碳中和，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國家經歷過的。

3. 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是6%左右，比歐美國家平均2%、3%的增速高一倍多，這在客觀上造成了中國的排放比歐美國家更大，減排也更加艱難。

碳達峰和碳中和不僅是國家目標，它還涉及千千萬萬家企業、資本市場投資者，涉及我們每一個個體。這個目標的實現過程將會長期伴隨我們的工作、生產、生活。

老實說，中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是非常困難的。中國要有換道超車的超常規發展思路，才能夠實現這個目標，具體包括五大路徑。

1. 以不同的產業結構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

2017年，中國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費占所有部門的總能源消費的65.6%，全國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33.1%，但工業部門的單位能耗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面對這樣一個產業結構，相關生產部門的節能減排是必要的。

2006年歐盟碳達峰時，它的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已經到63.7%了；美國碳達峰時，它的服務業占比達到73.9%。而2019年，中國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53.9%，跟歐盟國家和美國比還差得很遠。

預計到2030年，即便實現碳達峰的目標，中國的服務業比重頂多能夠提高到62%。也就是說，在實現碳達峰目標上，中國的產業結構注定和其他國家不同。

2. 生產端的調整不可或缺，但需求端的調整才是關鍵

化石、能源等各個行業的減排工作是必須做的，問題是它們的減排的空間哪有那么大？這就需要調整產業結構，特別是需求結構。在很大程度上，生產結構是由需求結構所決定的。我們可以管國內需求，比如可以提高能源價格，通過產業政策來減少人們對能源消耗型產品的消費。

但這無形當中大幅度增加了原有經濟運行的成本。而且，中國還承擔了世界工廠的責任，還得給其他國家生產、出口產品，如果其他國家不調整需求，單中國調整需求是沒什么用的。所以，調整需求結構是很難的。

3. 利用資本市場來推動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升級

在2020年，我們看到光伏和新能源汽車已經是兩條非常明顯的產業鏈，資本也是非常青睞。現在，越來越多的投資機構拋棄原來的高碳行業，將投資轉向與碳中和的相關產業鏈，開始構建“碳中和組合”。

最典型的是2020年底，高瓴資本以158億巨額投資買入了國內的太陽能單晶硅龍頭——隆基股份，還用5個億參與了上游的硅料企業通威股份的定增。

如果仔細梳理下來，會發現碳中和涉及的行業非常多，比如發電端就涉及光伏、風電、特高壓，這些領域都有很多上市公司；消費端涉及新能源汽車、電池、充電樁、氫能、生物質燃料等，其中有做新能源電池的“大牛股”寧德時代等很多公司；還涉及碳的利用、捕捉和儲存，等等。

此外，有一些投資機構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或者環境責任，會將一些沒有采取積極措施完成碳排放的企業從投資標的池中剔除出去。今年春節后，所謂順周期板塊的鋼鐵、建材、電解鋁等行業的頭部企業在上漲，是因為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這些行業中的中小企業的規模肯定會被壓縮，而頭部公司的市場份額就會擴大——它們反而成了碳達峰、碳中和的受益企業。

4. 主要靠更加先進的技術及基于此技術的產品

目前，中國的碳排放的總量基數是非常大的，2019年是98億噸碳當量，占全球28.8%，而美國占全球的14.5%，歐盟的比重則是9.7%；歐美單位GDP能耗比中國的低，2014年中國單位GDP能耗相當于歐盟國家的2.4倍，相當于美國的1.6倍。

要實現碳中和，就需要提升能源技術、節能技術——僅依托于中國現有的技術條件和節能減排模式，而沒有相關技術的重大突破，要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是沒有多大可能性的。

所以現在，資本力量也在推動更先進技術的突破及基于這些技術的產品升級。實現碳中和很難，但這同時意味著產生非常牛的公司的概率非常大；如果輕飄飄地就實現了，不可能有牛的公司。如果我們能用技術解決二氧化碳的利用，特別是大幅降低它的成本，那就是大的產業機遇。

5. 從以化石能源為主，轉向以可再生能源為主

中國的能源稟賦、能源結構和其他國家不一樣。華北平原到了冬天都在燒煤，是因為煤炭資源豐富且便宜。人民群眾要取暖，總不能讓他們不用煤吧？燒煤總比燒秸稈強，用天然氣還挺貴的。這樣一來，怎么解決霧霾和碳排放問題？

未來，我們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肯定要以從化石能源為主轉向以可再生能源為主。按照國際能源轉型委員會的設想，到2050年，全球化石能源的需求降幅可能超過90%，風能、太陽能的需求比重可能超過75%。

這個設想能否實現呢？從前段時間發生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大停電事件可以看出，風能、太陽能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比如暴雪等自然災害一來，馬上斷電。這些問題要隨著能源轉型逐步得到解決。

同時，如果到2050年，全世界都會經歷一個能源結構的大變化，那么這還會帶來國家地位及本國貨幣地位劇烈的變化，衍生出煤炭-英鎊、石油-美元、碳貨幣-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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