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出海之路并非坦途，尤其是近年來各國越發嚴苛的貿易限制措施、關稅壁壘，都令我國光伏企業在海外市場的銷售、布局、業務開展等受到困擾。3月以來，土耳其、印度這兩個我國光伏產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國均作出加征關稅決議，進一步筑高貿易壁壘。

根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的消息，3月14日，印度財政部稅收局發布通報，決定繼續對原產于或進口自中國的太陽能電池組件用EVA膠膜征收為期5年的反傾銷稅，其中涉案生產商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征稅標準為590美元/公噸，中國其他生產商為897美元/公噸，該通報自公報之日起即生效。

土耳其貿易部則于3月19日發布公告，裁定對原產于中國并經由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克羅地亞及約旦五國出口至土耳其的光伏電池組件和太陽能電池板均征收25美元/平方米反傾銷稅。按該公告“自發布之日起七日后生效”的規定，這一關稅措施目前已生效。

對于我國光伏產品出口貿易來說，印度、土耳其都堪稱重要目的地。2023年，以出口額計，我國對印度共出口了22億美元光伏組件，占組件出口總額約5.5%，在各出口國中排名第四；出口光伏電池片約9.7億美元，在各國中排名第二，僅次于土耳其；而土耳其方面，我國全年對其出口了11.6億美元的光伏電池片，占到電池片出口總額的28.9%，是我國電池片出口第一大國；組件方面相對較少，共計7271.6億美元，在各國中排名第55。

但如此重要的兩大貿易國，近年來卻不斷通過反傾銷調查等方式給我國光伏產品的出口“帶上枷鎖”。

2018年起，印度對我國光伏產業鏈相關產品即有限制措施，而到了2020年代后，貿易壁壘加速筑起。2022年4月，印度將光伏電池片、組件的基本關稅分別上提到了40％、25％，當年6月還宣布對原產于或進口自我國的除透明背板之外的太陽能涂氟背板產品征收為期5年的反傾銷稅；2023年，印度所得稅部門對包括天合光能、隆基綠能等龍頭在內的我國40家光伏企業進行了避稅調查，受此影響，印度在我國光伏產品出口占比份額中已持續下降。

而土耳其早在2016年就對原產于我國的光伏組件發起了反傾銷調查，2017年裁定對涉案產品征收20美元/平方米和25美元/平方米的反傾銷稅，有效期為五年。2022年3月啟動第一次日落復審調查，當年9月作出第一次日落復審肯定性終裁，繼續征收反傾銷稅；當年11月，又啟動反規避調查，最終形成了上文提及的裁定。

實際上，兩國持續加碼貿易限制措施的目的都是推動光伏制造本土化。

在鈦媒體國際智庫、鈦媒體出海參考聯合出品的報告《光伏出海進化論：“全球造、全球賣”的趨勢與策略》中提到，我國光伏產業四大環節（硅料、硅片、電池片、組件）的產能、年產量、出口量均領跑全球，其中電池、組件更是占全球產量80%以上，這也形成了我國產品供貨全球，而目前多數國家的光伏發展都需依賴我國光伏產品的情況。而隨著近年來國際貿易格局加速重構，制造業出現了向本土化、近岸化遷移的現象，無論是歐洲、美國，還是印度、土耳其都在持續推動光伏制造產業的本土化。

以印度為例，該國是目前除中國、美國外全球第三大單體市場，已于2021年提出了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50%的明確目標，美國能源信息暑（EIA）還預測其2050年之前會超過中國，成為全球光伏裝機第一大國。而印度自身近年來也不斷推行PLI、ALMM等支持本土制造的政策，上述貿易限制措施也配合著相關規劃出臺，以限制以我國為主的外國光伏產品在當地的銷售。不過，在種種舉措下，印度光伏產業發展卻不及預期，2023年全年新增裝機僅10GW，同比下降28%，Ember智庫認為印度在試圖擺脫對中國產品的依賴時，沒能建設好本土產能，導致了供應缺口，所以裝機規模下降；彭博新能源財經稱其對海外供應依賴度仍較強，光伏制造回流尚未取得明顯成效，在技術、成本、規模效應都沒有優勢的情況下，對中企的依賴仍會繼續。

土耳其方面，雖然本土光伏發電裝機量較小，但在制造業環節，卻是歐洲光伏組件生產的“一哥”，年產能達8GW，該國從我國大量進口電池片，也正是為其組件產線供貨。而在全球氣候危機加劇，碳中和任務愈發急迫之際，土耳其也制定了能源轉型規劃，按照相關目標值測算，光伏裝機到2035年需達到50GW以上，約為現在的5倍。上游制造業政策的推行和對下游市場快速發展的期待，也讓該國對我國組件“競品”頗為警惕，相關貿易限制措施逐漸加碼。不過，根據歐洲光伏行業協會（SPE）的研究，該國目前并不具備大力發展電池片產線的能力，預計在這一環節還會高度依賴我國產品。

回溯歷史，對我國光伏產品層出不窮的反傾銷、反補貼等調查、關稅措施肇始于2011年開始的美國“雙反”，報告《光伏出海進化論：“全球造、全球賣”的趨勢與策略》也在我國光伏出海歷程分期中，將這一時期界定為“動蕩期”（2009年至2013年）。而實際上，直到今天，不僅美國“雙反”仍在持續，如前文所述跟進國家也有漸多之勢，相關反規避調查更是對我國在東南亞等地的海外產能帶來風險，諸如“碳足跡認證”“強迫勞動法案”等“綠色壁壘”“藍色壁壘”也愈發嚴苛，對我國光伏企業出海之路帶來阻礙。

其實，對于全球應對氣候危機行動、清潔能源發展規劃來說，“雙反”等貿易限制也持續帶來負面影響，歐洲光伏行業協會（SPE）就曾表示，貿易限制措施會扭曲市場、影響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歐盟2010年代曾實行的“雙反”措施就導致了當地多年的光伏需求下滑，甚至更嚴重地打擊了本土制造業，與政策意圖適得其反。

而對于我國光伏出海的現狀與前景，《光伏出海進化論：“全球造、全球賣”的趨勢與策略》報告認為，我國光伏產品出口正承受著全球競爭加劇、產品價跌、貿易限制措施持續加碼等壓力，而產能出海則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未來全球光伏市場的發展前景仍然廣闊，我國頭部企業也會進一步推動從“中國造，全球賣”向“全球造，全球賣”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