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實現全球能源轉型主要聚焦三個關鍵目標：應對氣候變化、確保所有人能源可及性和可負擔性、維護能源安全，其均為關乎全人類生存發展的根本問題。而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估算，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投資缺口不斷擴大——僅發展中國家每年就從2015年2.5萬億美元增長到2023年超過4萬億美元，其中能源轉型投資需求估計為每年2.2萬億美元，主要包括投資可再生能源項目、分階段取消化石燃料補貼以及推廣清潔能源解決方案。顯而易見，全球現有政策框架在促進能源轉型投資方面明顯不足。

就可再生能源項目而言，盡管其成本在過去十年中大幅下降，從而提高了相對于化石燃料的競爭力，但可再生能源投資的風險和障礙仍然存在——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技術需要更高的前期投資和更長的投資回報周期，資本成本在可再生能源投資決策中十分重要。因此，完善政策和監管框架以降低投資風險，可以更有效促進可再生能源投資。目前，全球幾乎所有國家都將可再生能源問題納入國家戰略中，但只有約三分之二國家專門制定了針對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和政策。其主要涵蓋三個方面——監管、私人和公共投資促進：監管包括許可制度、用地準入、產業結構以及旨在實現和促進符合氣候目標或能源目標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般政策措施；私人投資促進包括旨在吸引私人投資的各種激勵措施和風險防控機制；公共投資促進包括通過國有企業和公私伙伴關系加強對可再生能源生產與研發的直接投資。

就分階段取消化石燃料補貼而言，聯合國在2015年已將化石燃料補貼改革納入可持續發展議程，呼吁各國“合理化鼓勵浪費性消費的低效化石燃料補貼”，近三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也連續重申削減化石燃料補貼。但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估計，全球化石燃料補貼金額幾乎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補貼金額的八倍。全球化石燃料補貼數據顯示，全球化石燃料補貼金額與石油價格演變密切相關，而不是與旨在減少石油價格的決策密切相關。究其原因，化石燃料補貼涉及一國經濟增長、出口收入、就業水平、消費者利益、能源安全以及其他戰略利益，具備經濟、社會和政治復雜性，而非單純的減排問題。如何規避能源困境，保障能源供應、能源成本、能源收入，并以盡量減少負面影響、具有包容性、公正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支持向低碳經濟轉型，是各國政策制定的主要關切。

就推廣清潔能源解決方案而言，現有和未來化石燃料發電廠綠色化進程依然任重道遠。國際能源署估計，全球至2030年83%的火力發電廠、至2040年61%的火力發電廠仍具有有效的技術壽命，均需納入低碳轉型。其主要通過三個方式——利用熱電聯產技術等提高發電效率，開發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術，化石和低碳燃料混合共燃技術，并制定專門國家戰略來促進生產設施和基礎設施發展。以氫為例，自2017年日本推出第一個國家氫能戰略以來，截至2023年，全球已有45個國家制定和實施了國家氫能戰略或路線圖，其中包括18個歐盟成員國、9個亞太地區國家、9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和4個非洲國家，但目前促進此類技術投資的政策和舉措依然主要局限于發達國家和大型新興市場經濟體。

從促進全球能源轉型投資的具體政策工具來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較常用的政策工具是財稅激勵，包括降低企業所得稅標準稅率、延長免稅期、研發稅收優惠、減免資本增值稅、減免進口稅和關稅、生產企業稅收抵免等稅收優惠政策。然而，稅收優惠很大程度上無法直接消除能源轉型投資的主要障礙，如融資渠道、高額前期資本以及投入市場和基礎設施風險，因此，投資和再投資補貼、生產或銷售成本補貼等補貼政策，以及加速折舊、貼息貸款等其他財政政策工具也較為常見。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則青睞更具針對性和更復雜的政策工具，包括通過提供土地或低成本接入電網等額外激勵措施進行可再生能源拍賣以刺激私人投資，提供銷售確定性、價格和期限保證的上網電價補貼，明確可再生能源組合標準或配額，發布可再生能源證書，提供財務擔保以及地質風險等非財務擔保，以及單一窗口、簡化程序、信息可及等促進能源轉型投資的一系列營商便利化措施。

總體而言，受自然資源稟賦、能源基礎設施、市場規模和成熟度、監管環境質量以及經濟和政治不確定性等因素的影響，世界各國在能源轉型投資領域都各自具備獨特潛力和面臨不同挑戰。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應更加關注促進私人部門投資能源轉型，制定全面的能源投資法律和監管框架，以及提高財稅激勵措施和其他對于促進能源轉型投資的有效性。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有必要將更大規模凈零融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提供更多技術和財政援助，以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框架下推進實現氣候目標和能源目標。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虹橋國際經濟論壇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作者：陳 曦 來源：國際商報 責任編輯：jian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