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同時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費國與溫室氣體排放國。除非中美兩國在能源與氣候變化問題上形成一種有效的伙伴關系，否則全球付出的努力將毋庸置疑地付諸東流。
　　“中國與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同時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費國與溫室氣體排放國。除非中美兩國在能源與氣候變化問題上形成一種有效的伙伴關系，否則全球付出的努力將毋庸置疑地付諸東流。”美國能源部原副部長、保爾森基金會杰出特聘研究員Daniel Poneman對記者表示。
　　去年11月，中美雙方發布應對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其中，中方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并計劃到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實現上述目標，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就是中國必須加強對清潔能源技術的研發和推廣，提高清潔能源的生產和消費規模。”Daniel Poneman對記者解釋。
　　Daniel Poneman認為，中美兩國之間應繼續深化在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他建議中美成立一個中美聯合基金（或者是政府-民間聯合基金），專門投資那些在科技成果商業化中面臨困難的企業。

　　堅持為商業化前的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支持
　　記者：在支持清潔能源技術研發方面，美國政府是如何做的？如何保證其提供的支持資金“不打水漂”？
　　Daniel Poneman：在美國，處于起步階段的科技項目的重要資金來源包括，聯邦與地方政府、基金會、大學、非營利機構、風投及其他相關機構。美國能源部對技術研發最為顯著的貢獻是堅持為那些離商業化還很遠的先進技術提供大量資金。這一點在氫能燃料電池、海洋能源與頁巖氣的研發方面都有體現。
　　比如，美國能源部在1978-1992年間，在石油與天然氣工業利潤很低的背景下，為最新的天然氣鉆探技術投資了1.37億美元。這筆投資為后來的頁巖氣與致密油技術突破打下了基礎，而這兩項技術也徹底改變了美國的能源圖景。頁巖氣占美國天然氣供應總量的比例從2001年的1%提升到2013年的40%，而美國也借此一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生產國。同時，新研發出來的致密油生產技術也使美國的原油產量從2009年每天500萬桶成長到今天的900萬桶。
　　在早期階段，人們是不可能知道哪些想法會成功的。因此，包含多種不同科技領域的組合型投資產品，比較可能幫助投資者實現利益最大化。基于這個觀點，從2009年起，美國政府追加了三個機制來幫助能源部推動能源科技創新，并且所有投資項目都通過公開透明的同行評審與競爭機制選出。
　　第一，能源前沿研究中心通過與大學、國家實驗室、非營利機構與營利性企業的合作來攻堅基礎科學類的難題。它們每年可以獲得200-500萬美元的經費。
　　第二，能源創新基地與貝爾實驗室采取類似的方法，主要解決復雜、跨學科的難題。諸如關鍵材料、電池儲存與核反應堆試驗等主要能源挑戰，需要科學、工程與產業三方面的投入才能解決。
　　第三，高級能源項目研究所（ARPA-E）負責給那些擁有孕育著未來可能、具有劃時代意義、且具有足夠商業化潛力的科技的公司撥款。從2009年開始，ARPA-E已經資助了362個此類項目，其受益方已經取得了顯著成就，比如，開發出了1兆瓦的碳硅晶體管；改造出能夠用氫氣與二氧化碳產生液體運輸燃料的微生物；并首創了接近恒溫的空氣能量儲存系統。諸如此類的科技成就也吸引了大量民間資本的投入。
　　除了這三個機制，6名企業領袖在2010年成立了美國能源創新委員會，致力于敦促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增加聯邦政府對于低碳能源研發項目的撥款。他們也支持增加對能源局能源創新項目的授權，比如重新對美國《創造機會發揮技術、教育和科學優勢法案》進行授權，這樣便能促進創新的投資。同時，他們也希望通過一個清潔能源部署機構或者適當的稅收政策來推動大規模的示范項目與有限的下游創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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