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道，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和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主席羅德˙西姆斯近日都駁斥了關于可再生能源導致電價上漲的傳言。他們稱，可再生能源對電價的影響微乎其微。

　　報道指出，過去數十年來，澳大利亞人頻頻被議會和社會上一些少數派的聲音引導，很多人認為轉型至可再生能源導向的社會會令澳大利亞失去競爭力，削弱其工業甚至導致電價抬升。事實上，經濟學研究顯示，可再生能源是更為廉價的能源。

　　西姆斯在接受采訪時稱，容易忽視的是，過去十年中，上漲的電費中41%都是電網維護成本。他還提到，零售商的額外收費因素高達24%，而綠色能源項目只占16%。

　　對此，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施訓鵬博士在接受人民網專訪時表示，高電價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從電價構成上來說，主要的原因是輸配價格不斷上漲。而相對來說，發電價格，不管是可再生能源還是天然氣發電，作用相對要小一些。可再生能源在過去確實會推高電價，但就目前以及未來來看，這個作用會逐漸消失。而天然氣價格雖然成為近期的熱點，但是其在推高電價中的作用被高估。雖然說目前的天然氣現貨價格比較高，但澳大利亞絕大部分天然氣是通過長期合同銷售，且合同價格遠遠低于現貨價格。不過，長期來說，天然氣發電會成為形成電價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建立價格透明的天然氣市場非常關鍵。

　　近年來，澳大利亞的天然氣價格已經翻了四倍。更為矛盾的是，作為世界上天然氣儲量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其對國內的天然氣售價比出口價格高出許多。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委員會的調查顯示，由于天然氣的出口持續增長，2018年東海岸的天然氣很可能會發生嚴重短缺，隨之而來的是電價的急劇上升。澳政府最近實施了澳大利亞國內天然氣安全機制，這項措施能夠限制液化天然氣的出口從而滿足國內需求。如果澳境內的天然氣價格能夠回緩，那么電費或許會下降。

　　此外，澳大利亞境內關于能源結構的爭論仍未見高下。部分業內人士認為，和煤炭工業相比，清潔能源未能得到足量的政府補貼，處于劣勢。但人們卻忽視了煤炭工業得到大量補貼金后帶來的次生影響，如居民員工的健康成本等。

　　基于這一爭論，施訓鵬認為，可再生能源在澳大利亞發展的瓶頸有兩個方面。一是分散式可再生能源，比如居民屋頂光伏發電。歷史上補貼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目前澳居民屋頂光伏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這方面今后的補貼會逐漸被降低，乃至消失。二是集中式大規模可再生能源發電，比如風電場。他也就這一領域的發展給出了建議，“這個領域的發展，目前來看，主要依靠政府制定可再生能源目標來推動。今后隨著可再生能源成本的降低，推動其發展的因素，需要從政策，轉變為電力市場的設計，使得可再生能源能夠被電力市場消納。對碳排放征稅或者其他形式的碳價格，也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歸根結底，發電成本的高低才是在這場電價競爭中取勝的關鍵。尤其是將安裝成本納入考慮后，風能和太陽能的優勢則更為突出。可再生能源發電廠從投產到建成只需1至3年，而火力發電廠則需要4至7年，且成本更高。

　　最后，施訓鵬還提到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長期動力是降低價格。“這可以通過兩方面來實現，一是通過技術研發突破，讓關鍵設備的價格下降。二是通過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使得可再生能源設備的制造價格下降。兩者缺一不可。就第一點來說，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研發非常重要。而第二點則要以來中國這樣的巨大市場和制造能力來實現。這也是中國和澳大利亞可以合作的一個方面。”施訓鵬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