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經十余年博弈之后，可再生能源配額制度終于出臺。超出行業預期的是，能源管理部門變換了稱謂，以“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責任權重”取代“配額制”。

配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行政強制、政府管控的色彩過于濃重，與市場經濟制度、簡政放權的管理模式相悖。基于此，能源管理部門巧妙調整了稱謂，避免與各方產生正面沖突。

如果追溯“配額制”來源，它實際是一個舶來品，是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的標配。

21世紀初，彼時的國家計委聯合世界銀行等機構組織系列學術和政策研討活動，將配額制納入國內政策研究范疇。自此之后的十余年，無論是《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還是新能源系列規劃的研究，配額政策遭遇來自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新能源與化石能源、電網與發電企業之間的激烈博弈。

時至今日，“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責任權重”制度出臺，這是制度上的進步，盡管政策出臺的規格和考核機制較預期變弱。

在2012初，國家能源管理部門就出臺一版《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管理辦法》。按照當時的設想，配額管理辦法擬由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并實施，并將配額指標完成情況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監察、統計、審計等部門參與配額指標完成情況測評。

從政策制定的目的看，能源管理部門希望通過“配額制”解決三個方面問題：（1）可再生能源供應問題；（2）可再生能源消納問題；（3）財政補貼缺口問題。這是典型的既要、又要、還要問題。

解決前兩個問題，需要緊密監測“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主體最低消納目標”實現情況，并為并網消納、市場交易創造良好外部條件。從文件設計的導向看，也堅持了這一原則。這包括，交易機構優先保證可再生能源電力交易，電網企業組織區域內各方完成消納責任權重。

國家能源管理部門為各省2018－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納權重進行量化，目標導向清晰，為存量新能源并網消納兜底，也打開新能源新增并網的空間。

為實現可再生能源消納權重目標，政策明確三類考核主體：售電企業（電網＋售電主體）、電力用戶、自備電廠，唯獨缺了發電企業（為什么？）。

解決第三個問題，則需要引入市場機制。為平衡區域間可再生能源發電和利用能力的差異，可再生能源消納主體可以通過“超額消納量”的轉讓交易、綠證交易可以完成考核指標。

“超額消納量”“綠證”這兩種產品是“配額制度”的衍生品，也是一種制度創新。一來可以解決政府強管制、市場化不足的問題，二來為新能源主體增加收入來源，三來是新能源補貼退坡機制下一種有益補充。

目前，政策上的設計兼顧各方利益和訴求。按照時間表在2019年模擬運行后，2020年1月1日起全面進行監測評價和正式考核。在不足一年的時間里，消納權重的落地還需要各方的磨合，綠證等交易制度需要完善，來自中央和地方層面的監管辦法也需要完善。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用了十年時間推出政策，可能需要更多時間推動政策落地。畢竟，我們缺的不是好政策，而是政策的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