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源30年：我們如何通過三次能源革命，將美國拉下霸主地位？
2020年12月底，浙江、湖南等多地突然公布的限電通知，喚醒了中國人塵封已久的“限電”記憶。說起“限電”，現在40歲以上的人應該還能清楚地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拉閘停電”對于廣大城市家庭來說，算是家常便飯。那是中國能源形勢最嚴峻的時期，一邊是改革開放后，突飛猛進的工業、民生用電需求，另一邊卻是老舊落后的能
2020年12月底，浙江、湖南等多地突然公布的限電通知，喚醒了中國人塵封已久的“限電”記憶。
說起“限電”，現在40歲以上的人應該還能清楚地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拉閘停電”對于廣大城市家庭來說，算是家常便飯。
那是中國能源形勢最嚴峻的時期，一邊是改革開放后，突飛猛進的工業、民生用電需求，另一邊卻是老舊落后的能源供應，能源缺口甚至高過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
為此，近30年來，中國分別在能源開采、發電設備、輸電網絡三個關鍵環節，掀起了三次“能源革命”。
而中國的能源產量，也在“革命”之中，從1980年的世界第八、美國的1/3，成為世界第一，美國的1.7倍（2019年數據）。
轉眼間30年過去了，中國人使用的家庭電器種類越來越豐富。從電燈、電冰箱，到空調、新能源汽車，用電量越來越高，但“限電”的困擾，卻在悄然間退出了普通人的生活。
仔細想一想，你家里有多長時間沒有停過電了？
30年來，在生產與生活用電爆炸式增長的同時，中國究竟是怎么做到“不限電”，這一看似簡單，但實則宏偉的目標的？
今天就來看看，中國能源工業背后的那些困苦、汗水和傳奇……
黑色的起始
1992年8月28日，星期五，是讓北京市供電局通訊員唐松寒，印象深刻的一天。
這天下午，唐松寒所在單位，接到華北電管局下達的緊急命令——因為電網負荷過載，電力供應不過來，北京需要“拉閘限電”。
一個小時后，北京1000多路電網，被唐松寒的同事們斷掉了765路，相當于總負荷的三成。
全市大停電之后，很快，供電局的電話鈴聲便如驟雨般襲來。
“喂！我們是回民醫院，我們要給重病人手術，請求馬上供電。”
“叔叔，快給電吧，還等著看電視呢。”
熱線電話里有人告急，有人詢問，當然還有不少抱怨。
這場史稱“8·28”的北京大停電，一直持續到了夜里。
仲夏夜，停電時間長了，有人家冰箱里的雪糕化了不說，連凍肉都餿了。
唐松寒下班回家后，還平白受到街坊鄰居們不少埋怨，人們紛紛質問他：“你還是供電局的呢，怎么把自己家的閘也拉了啊？”
至于他親手帶來的這場停電，還造成了哪些事故，唐松寒后來才知道：
停電那一天，北京四大商場之一的“隆福大廈”，建店40年以來第一次被斷電，據估計一天營業額損失過百萬；
而玻璃五廠等電等不來，只能忍痛把溶液放掉……
因為停電造成的損失過大，唐松寒給《北京晚報》撰稿時，稱“8·28”這一天為“黑色星期五”，引發一場輿論風波。
《北京晚報》報道
為了減少“拉閘限電”的窘境，當時的北京也想出不少招數節約用電。
例如“錯峰用電”，將不同區域的企業職工公休時間錯開，周三崇文、周四宣武、周五西城。
居委會大媽們則每日巡視街道，提醒居民們隨手關燈。而要是誰家要是偷偷安裝、當時被視為“奢侈品”的空調，那一定會被大媽們批評為“不顧大局”，有空調也不敢開。
30年前的用電困境，硬是逼著一代中國人，養成了“節約用電”的習慣。對比今天沒日沒夜開著空調、亮著燈的美國人，不禁讓人倍感辛酸。
不過，僅僅讓居民節約用電是不夠的。
當時的北京，還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工業城市，僅首鋼及其配套工廠，用電量就占到了全北京的20%。工業用電更加重要，可是萬萬斷不得的。
據統計，為了保障工業用電，1992年這年，從1月到8月的244天里，北京居民有184天是在拉閘限電中度過的。
作為重點城市的首都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區的用電環境就更差。
例如在四川，80年代普遍實行每周“停三保四”制度，但依舊保不住每周用電四天。江蘇則是“停二保五”，實際上也保不了五天。廣州必須以高價和外匯向香港買電，而且依然停電頻繁。
全國除西北、云南、廣西外，所有工業發達的地區都嚴重缺電。
而在農村，很多農民甚至沒有“電力”這個概念，直到1989年，農村電力入戶率也只有不到80%，有電的地方，一天也僅通電幾個小時，民用燃料短缺高達1/3。
為了解決用電問題，1985年至1992年，中國實行了數年“夏令時”制度——由交通部工程師竇莘元首倡，每年從4月中旬至9月中旬，時間調快一個小時，借此督促民眾早睡早起，減少夜生活時間和用電量。
然而，夏令時卻在不習慣早睡的南方和西部地區，造成了不小的混亂。
例如在廣州，汽車司機們由于“晚睡早起”、疲勞駕駛，交通事故率上升3成。在中西部地區，學生們往往每天天不亮就要爬起來上學，而放學時太陽卻正是正午。
千方百計遏制電力消費，終究不是長久之策，也不利于經濟發展。解決中國的能源短缺問題，歸根結底要從提高能源供應下手。
而能源供應的第一站，則是燃料開采。
燃料開采：有水快流
中國的能源結構，用一句話就可以總結——“多煤、少油、缺氣”。
自從1877年唐山開灤煤礦投產以來，煤炭一直在我國能源結構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最高占比超過95%，至今仍有60%的比重。
新中國成立后，經歷了數輪“五年規劃”，中國煤炭生產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從1949年的年產3000萬噸，上升至改革開放初期的年產5億噸。
不過，相比于我國龐大的煤炭儲量，煤炭開采受制于落后的開采設備，增產潛力還遠遠沒有被激發出來。
1980年，中國煤礦機械化率只有33%。也就是說2/3的煤礦，是靠工人們徒手挖出來的，和100年前的大清沒什么區別。
為了盡快滿足我國的能源缺口，8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提出“大礦大開、小礦放開，不要細水長流、而要有水快流”的觀點。
在“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導下，國家與民間一起上，拉開了轟轟烈烈的煤礦體制改革：
1983年，煤炭部公布了《關于積極支持群眾辦礦的通知》，開始允許私人從事煤礦開采。
1985年，煤炭行業學習農村改革，實施投入產出總承包政策；1992年，又取消計劃外價格限制，顯露出市場經濟的本色。
1995年，煤礦試行現代化企業制度；1998年，國務院下放直屬煤炭企業，推進政企分開。
在一系列體制改革的加持下，煤炭企業生產動力大大增強。這一時期誕生的“五大露天煤礦”，就是體制改革的豐碩成果。
改革開放前，我國露天煤礦多是“一五”時期蘇聯援建的，開采工藝基本為“鏟車+鐵路”的組合，設備進口自蘇聯及東歐國家。
盡管露天煤礦開采成本低、效率高，但由于中蘇交惡后，煤礦設備更新困難，露天煤礦開發長期停滯。
直到改革開放后，我國用寶貴的外匯，再度引入美國卡特彼勒、日本小松等外國公司更加先進靈活的“鏟車+卡車”設備，甚至與美國能源公司合作辦礦，露天煤礦事業才再度重啟。
平朔煤礦進口的巨型鏟車+卡車
1987年，作為中外合作的重點項目之一——平朔露天煤礦，拿著“中外合作001號營業執照”正式投產，并一舉摘得“世界最大露天煤礦”的桂冠。
結果投產不到4年，世界煤炭行情不好，平朔煤礦的美國管理方選擇退出。美國人走之前，破壞性地采掘煤層，使得整個煤礦項目面臨夭折。
但中國人并不服輸。
美國人撤攤后，國家將空出來的管理崗位，全部換上年輕大學生，結合著幾年間煤礦工人積累下來的經驗，硬是自己把煤礦撐了起來。
有了平朔煤礦的運營經驗，我國后續又自行設計了霍林河、伊敏河、元寶山、準格爾露天煤礦，他們與平朔煤礦一起，并稱為“五大露天煤礦”，每一座煤礦年產量均在1500萬噸以上，至今仍在我國煤礦業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除了國營大礦突飛猛進之外，體制改革，也讓民間小礦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有水快流”最火的時候，商店辦煤礦、學校辦煤礦、連農民也辦煤礦。一時間，全國煤礦數量最多達8萬多家。
在這些小煤窯的背后，財大氣粗的煤老板們，正式登上歷史的舞臺。
不可否認，在我國工業化的關鍵時期，特別是2001年入世之后，民營小煤礦為我國能源供應，做出了卓越貢獻。
從2001年至2012年，我國原煤年產量從不到15萬噸，上漲至接近40萬噸，其中民營煤礦產量占到1/3，并支撐我國年發電量從1.5億千瓦時，上漲至5萬億千瓦時。
同一時期，煤炭價格也從每噸150元上漲至500元，與發電量漲幅驚人的一致，煤老板們因此賺得盆滿缽滿。
然而，相比于國營大礦，民營小煤礦效率低、污染大、安全風險高的缺點也暴露了出來。小煤窯開采1噸煤，損耗資源是大礦的3倍，工人死亡率則是大礦的7倍。
特別是在隆冬時節，煤炭價格上漲，小煤窯為了利益超負荷運轉，導致礦難的現象更是屢禁不止。
例如在煤炭大省山西，2006年供暖季前后的一個月內，就發生了5起小煤窯礦難：
10月24日，太原市萬柏林區耙溝煤礦發生炸藥爆炸事故，11人死亡。
11月3日，呂梁市臨縣新民煤礦發生雷管爆炸事故，9人死亡；
11月7日，太原市冀家溝煤礦發生透水事故，造成10人死亡。
11月12日，晉中市靈石縣南山煤礦井下發生炸藥燃燒事故，34人死亡；
11月26日，臨汾市堯都區河底鄉蘆葦灘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24人死亡。
接連不斷的礦難新聞，讓政府和社會反思，“帶血的煤炭”是否符合社會的根本利益。
作為對“有水快流”的糾正，從2007年開始，國家推動煤炭企業“大并小”。從3萬噸、6萬噸再到9萬噸，逐步淘汰私人小煤窯。
2011年，山西年產30萬噸以下的小煤礦，全部被淘汰。
低效落后的小煤窯關停后，中國煤礦機械率提升至98%，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也從世紀初的每年六七千人，下降至去年的200余人。
煤炭行業徹底告別了粗放式發展，進入平穩、規范的新時代。
作者： 來源：柏年說政經 責任編輯：jia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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