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光伏產業的頂層設計，建立并完善政策法規，是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在國內外需求不可能迅速增加的大背景下，加速行業整合，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產品品質，同時降低成本，生產出適合國情的產品，才能有效激發國內市場的潛在需求。

　　94%，這是我國火電占電力裝機總容量的比例;90%出口、60%銷往歐盟、12%銷往美國，這是我國光伏產品的總體銷售格局;11.8%、47.6%，這是歐盟在8月6日之前對我國光伏產品征收的臨時反傾銷稅稅率和8月6日之后或將征收的反傾銷稅稅率;34.29%~46.52%，這是美國對我國主要光伏企業產品征收的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的合并稅率。

　　如此，下面的思路會順理成章地形成：既然我國的光伏產品不招外國人“待見”，何不內銷?這樣一來可以避稅，二來能夠減小電力裝機比例，降低電力生產的環境成本。此外，一次能源終有消耗殆盡的時候，而據中科院專家的研究，我國的太陽能資源可開發潛力為1.7萬億噸標準煤，是唯一能夠滿足未來能源需求的能源形式。可見，在國內推廣光伏產品，對促進經濟發展、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作為戰略性新型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光伏產業已實現了快速發展。2007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光伏電池與組件的生產國。但大部分產品出口的銷售格局，也使我國光伏產業始終存在著受制于人的潛在風險。而隨著國際經濟形勢和光伏產品進口國政策的調整，這種潛在風險已經轉化為現實風險。顯而易見，過分倚重出口的做法在可持續性上有著太多的變數。光伏產業要發展，開拓國內市場勢在必行。

　　實際上，像許多新事物是自上而下地推進一樣，國內已有鼓勵建立光伏電站的政策出臺，其中補貼重點是分布式電站，同時鼓勵個人建立光伏電站。但是，政策的實施在操作層面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空間占用、設備安裝、初期投入、成本回收、光伏電站的并網等問題。

　　看起來都是一些細節問題，但就像人們常說的：細節決定成敗。尤其是財務的可持續性問題。

　　解決財務可持續性問題的途徑無非有兩個：一是降低生產成本，二是政府提供支持。從目前來看，能產生立竿見影效果的自然是政府補貼，這也是國外的經驗。光伏產品的推廣，長期靠降低成本，起步階段扶持政策是不可少的。以德國為例，1990年德國出臺了電力供應法案。該法案明確風電、太陽能、水電和生物質能按居民電力零售價的90%執行，此外還實行投資直接補貼、低息貸款等政策。傾斜政策推動了光伏市場和產業發展，使德國成為繼日本之后世界光伏發電發展最快的國家。這種政策思路值得我們借鑒。

　　其他問題也不是沒有破解的辦法。由于觀念的問題，較早接受光伏發電的多為大城市具有環保意識的人士，但城市的人口密度和建筑特點，導致了光伏設備安裝和占用空間問題突出。而如果將客戶范圍擴大到機關、學校、工廠、商店、獨棟或聯排別墅的業主特別是農戶，上面的問題就不會那樣突出了。

　　當然，還有質量保證問題，這個問題現在還不突出，因為目前的用戶多為專業人士或對光伏發電了解較多的“粉絲”，但如果大范圍推廣，就需要權威部門制定并監督實行行業和產品規范，以維護廠家和用戶的利益，保證光伏產品的順利推廣。

　　微觀層面的操作問題實際上反映了宏觀層面管理的欠缺。加強光伏產業的頂層設計，建立并完善政策法規，是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國外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德國在出臺相關法規之前，可再生能源應用的效果也不是很好，但其對光伏發電上網價格、補貼標準、貸款利率及上述舉措的執行年限作出明確的量化規定，并強制電網公司收購光伏電力后，光伏市場得到了快速發展。相對而言，德國發展太陽能的自然條件并不優越，其平均年日照時間大約在1500小時，只有我國新疆自治區的一半左右。而我國對于光伏產品的推廣，尚無法律層面的支持，在政策層面上，雖然有“光明計劃”和“金太陽計劃”扶持政策，但其對光伏產品需求量很小，加上執行不利，使本來力度就不大的政策又打了折扣。

　　此外，產需銜接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要加強對光伏產業的宏觀調控，避免產能過剩和盲目低價競爭。在國內外需求不可能迅速增加的大背景下，加速行業整合，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產品品質，同時降低成本，生產出適合國情的產品，才能有效激發國內市場的潛在需求。

　　令人振奮的是，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光伏產業發展做出了戰略安排，提出“要在努力鞏固國際市場的同時，用改革的辦法，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著力激發國內市場有效需求”，可謂高屋建瓴。實際上，從供需平衡的角度看，徹底終結國內“有光伏產業，無光伏市場”的尷尬局面，才是有效解決光伏產業供需矛盾、實現光伏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