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東南亞各國，提出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及“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緊接著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明確了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通互聯建設的任務，這一系列舉措表明黨中央及政府推動國內基礎設施建設隊伍以及大型機械設備制造商走出國門，開拓新興市場的決心。同時，中國政府還倡議并已著手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國內出口企業在國外開展業務提供直接投資、政策性貸款。這無疑是從根本上幫助企業出口邁開扎實的一步。

　　然而“經濟帶”構想涉及諸多領域，如基礎設施、科教文衛、能源電力。政治“任務”也覆蓋過多領域，如解決領土領海爭端，促進資本出口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等。它們的光環一時掩蓋了赤裸裸的困難現實。在此，不妨只簡單看看國內已達到供過于求可再生能源設備風力發電機組及光伏發電組件出口至近鄰東南亞市場所要面臨的切實政策環境及相關經濟條件。

　　從各國政府已公布的目標裝機容量計算，亞太區到2030年底之前將斥資3.6億美元用于建設新的電力裝機（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最新發布的亞太區2030電力市場展望報告）。而其中三分之二將投資于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且東南亞國家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也將致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技術，略估將來新增裝機容量至少達千萬千瓦級。然而中國風電抑或太陽能設備商是否能從中分一杯羹？

　　合理穩定的政策是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根本，卻也是該地區缺少的。菲律賓的“先到先得”固定上網電價機制已廣受各界投資商批評。菲政府雖制定了上網電價，但規定只有通過政府核準，取得商業運營執照，并在2016年前完工的項目能享受優惠電價。另外一旦全國的投產容量達到計劃容量，之后建成的項目將只允許收取普通售電價格。泰國是東南亞各國當中發展光伏發電力度最大的國家。泰國新公布的分布式屋頂光伏發電補貼水平較以前下降不少，這已導致投資熱情大副下降。另外政府還規定每一項目必須獲得審批后的30天內完成，以此來確保全國裝機目標在一定時期內實現，而不考慮工程復雜程度、資金充裕等其他因素。這些不合理和不確定的政策不僅限制當地可再生能源市場的發展，更讓國外企業卻步。當地的較高資金成本反映了不低的投資風險，包括信用風險。菲律賓銀行給予在當地開發的項目貸款利率平均為8％〜10％，越南和印尼均為15％〜20％。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及進出口銀行能提供的貸款利率一般低于以上水平，因此中國企業攜貸款在這些國家與當地企業一同開發項目會有天然的優勢。但中國的銀行將處于承擔高信用風險的劣勢。

　　籌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及其信托基金業務可以化解信用風險分擔的顧慮。如果是基于該行提供貸款合作開發項目，實際上各國企業分擔了信用風險，并受銀行股東的監督。各國政府參股“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效果其實類似于國有銀行參與為項目提供辛迪加貸款（Syndicated Loans）。

　　各國的資源稟賦決定了其現有及未來能源結構，中國較領先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并不能滿足當地需求。印尼和菲律賓的主要開發的可再生能源是地熱能，因為當地開發成本低。而中國現今未建成一個地熱發電項目。

　　然而正如各方所期待的，歐美經濟未爬出低谷前，亞洲，不論是中亞還是東南亞這些發展中國家為進行工業化發展，電力需求增長乃是必然趨勢。傳統化石能源發電及水電的裝機也將頗具規模。國內發電企業能攜傳統重裝設備商走出國門，發揮其成本優勢，但像風電、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仍需等待更穩定及優惠的政策。抑或是利用政府間雙邊及多邊經貿合作關系影響,為開展業務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