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紅不知道制定此類政策的一般根據是什么，于是努力按照“風險性、收益性、流動性”的金融投資三原則替銀行反復考量光伏產業。結論卻是：我努力理解它，它卻努力不讓我理解。

　　首先，是與光伏產業總體向好和有競爭力企業恢復可持續盈利的趨勢背道而馳的。

　　從發展階段看，中國光伏產業經過了2004年開始的早期規模化發展，經過了2013年產業整合的最低谷，正在經歷全面恢復、完成整合的關鍵時期。幫助有競爭力企業通過并購、擴大再生產，加速完成產業整合、強化國際競爭力，既是是銀行的盈利機會又是銀行的社會責任。

　　從供求關系看，2015年全球光伏電站安裝量在55GW左右，中國組件的產能約在50GW，中國光伏產品穩居全球60%的市場份額，在供求關系從嚴重供大于求快速趨于合理的同時，已經出現結構性供不應求。2015年中國光伏電站建設目標從上年的10GW提升至17.8GW，最終達到20GW也不是不可能。總之，這不是一個供過于求的產業，供不應求的可能性是大概率。

　　從產業鏈上中下游細分市場中有競爭力企業盈利情況看，上游有競爭力企業恢復盈利，市場占有率相對合理。2014年保利協鑫在上年虧損6.6億的基礎上實現凈利潤19.55億港元，多晶硅產量占到全球市場份額28%;中游有競爭力企業盈利情況穩定，市場占有率正在向合理比例發展。2014年四季度阿特斯和晶科的毛利率分別達到19.3%和22.8%，中國前十家組件企業的市場占有率達到56%;下游電站建設運營市場的成功商業模式正在探討中。基于下游市場是一個確定性收益市場，是一個最適合金融投資的市場，伴隨新“電改”政策出臺帶來的市場環境完善，一批優秀、可持續發展的規模化企業正在形成。

　　其次，是與國家的政策導向背道而馳的。我國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政策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導向作用。2013年7月的《國務院關于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2014年6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習近平提出的“推動能源供給革命……著力發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氣、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輪驅動的能源供應體系”、11月在北京APEC峰會上中美兩國領導人簽署的減排協議以及緊隨其后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的通知》等文件的出臺，已經毋庸置疑地確立了光伏產業在國家能源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位置。

　　再次，是與市場化原則背道而馳的。“授信”根據風險收益系數將貸款對象排列五大類，老紅無力進行五大類行業的橫向比較，僅對排列第一的“積極支持類行業”中部分行業的平均毛利率進行了搜索，其中當前“汽車生產及零配件部裝企業”的“平均毛利率位于19%-25%之間，近幾年呈下降趨勢。”而現實是，部分有競爭力光伏企業已經達到這一指標，超過它就在不遠的將來。

　　談及貸款思維，由于法律和誠信體系的不完善，中國的銀行邏輯和中國的司法邏輯如出一轍，不同于許多成熟國家的“無罪推論”，而是“有罪推論”，即貸款人具有違貸可能的先入為主思維。金融投資控制風險是第一位的，但是中國在快速變化中，光伏產業在快速發展中，中國銀行的貸款邏輯是否也應當與時俱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