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貿易和掠奪開始最大程度滿足貪婪的時候，公司這種新型組織出現了。1602年，東印度公司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公司由1143名投資者共出資645萬荷蘭盾，目的是集中力量干大事，壟斷通往東方的貿易。這家通過創新形成的新型組織，讓歐洲大陸邊緣的這塊低地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子宮。

不得不說，股份公司是一種天才的設計，東印度公司在設立時就認識到，保持股本的長期性和穩定性非常重要，公司章程中規定，成員可自由撤走其資本和應得利潤，但要在10年之后。豐厚的利潤讓很多沒有趕上第一艘“欲望之船”的人非常眼熱，而老股東們看到公司這么賺錢，實在不愿意等那么長的時間變現。在多數股東支持下，章程修改，股票被允許轉讓。人們開始在阿姆斯特河的大橋上買賣股票。

1609年，在皇家的支持下，一個擁有柱廊和鐘塔的四方形建筑——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開業，這是世上第一家證券交易所。

18世紀，世界經濟貿易霸主的位子轉移到了英國。1773年，人們聚集在倫敦柴思胡同的喬納森咖啡館，買賣政府的債券，這里成為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前身。1792年5月17日，24個證券經紀人在紐約華爾街68號外一棵梧桐樹下簽署了協議，協議確定了經紀人的“聯盟與合作”規則，這一天被當作是紐約交易所的誕生日。1848年，第一家現代意義的期貨交易所成立于美國芝加哥，交易糧食期貨。

股票、債券、期貨，當交易跨越幾千年來一直沿襲的實物商品，開始交易虛擬的承諾和信用之后，以財富欲望為底色的現代資本主義的創造力被不斷激發。

如今，無論是老牌的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芝加哥交易所，還是后來逐漸形成的東京、新加坡、上海、深圳交易所都是在基本相同的框架下進行交易的。無論交易的品種有什么不同，交易的手段和規則有什么樣的變化和創新，有一點不變的是，所有交易標的，都是傳統商品屬性的自然延伸，所有的交易行為都是基于獲得個人財富這個基本動因。

因此，當碳交易和交易所被作為一種人類應對氣候變化方法的時候，懷疑、觀望、反對的聲音占據主流。經過20多年的探索，越來越多國家的主流人群開始接受這樣一些觀點：氣候變化是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氣候變化是一個必須由全人類共同應對的挑戰；碳排放配額是一個實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必須選擇；碳排放配額的可交易性是兼顧排放和發展提高減排效率的一條有效路徑；建立合理高效的交易制度和交易機構是促進企業減排的重要手段。

美國民主黨政府重新上臺后，在應對氣候變化認識和做法上出爾反爾、顛三倒四、朝令夕改的美國宣布重返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更重要的是，中國“3060”目標的莊嚴承諾，讓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變得更加確定。

中國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讓實現雙碳目標的路徑清晰化，全國性的碳交易市場正在緊鑼密鼓的推進當中。即將啟動上線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將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交易中心將落地上海，碳配額登記系統將設在湖北武漢。根據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發布的《關于全國碳排放權交易相關事項的公告》，全國碳排放權交易機構負責組織開展全國碳排放權集中統一交易。

中國全國性碳交易系統的全面啟動，意味著經過10多年地方性碳交易市場的探索和實驗之后，全國性的碳排放配額交易將成為中國實現雙碳目標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如果說，30年前，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開張，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建設具有極強的象征意義的話，那么，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開張的日子，無疑也將成為中國向低碳經濟轉型的一個標志性時刻而被歷史記錄。

2003年，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成立，這是全球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基于國際規則的溫室氣體排放登記、減排和交易平臺。氣候交易所的誕生緣于《京都議定書》。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149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通過了《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成為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抑制全球變暖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

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但是，要有在1990年占造成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55%的國家批準，才能正式生效。中國在1998年5月29日簽署了該議定書，承諾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履行“共同但有區別的”義務。

美國曾于1998年11月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隨著共和黨小布什的上臺，畫風突變，表示反悔并決意退出協議。而在當初，美國政府正是《京都議定書》出臺的積極推動者，尤其是當時克林頓政府的副總統戈爾，讓自己成為應對變化行動的旗手。讓美國占據新的“道德高地”，成為經濟新發展方向的領導者是他為競選2000年大選準備的彈藥。但美國人顯然對此不感興趣，戈爾在競選中失敗。

布什政府強調的理由是，減排會削弱美國的競爭力，影響美國人民的生活。而且，要減排必須拉上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憑什么中國不減而美國需要減？

一共有183個國家通過了《京都議定書》，這些國家的排放量超過全球排放量的61%，協議生效。通過市場交易碳配額，讓企業獲得減排的動力。《京都議定書》規定了三種市場機制推動減排，國際排放貿易機制、聯合履行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這三項機制直接催生了氣候交易所的誕生。

資本以其先天擁有的超強嗅覺，馬上聞到了這其中擁有的商業潛力，在期貨交易的故鄉，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應運而生，但又生不逢時。他們沒有預料到美國會退出《京都議定書》。2003年，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硬著頭皮開張，有了些零零碎碎的交易，2010年底停止交易。

和碳配額生意在美國的慘淡相比，在歐洲，碳配額交易日趨紅火。在芝加哥氣候交易所開張的第二年，歐洲氣候交易所作為其子公司就成立了。之后北方電力交易所、未來電力交易所以及歐洲能源交易所等交易所紛紛建立，且交易逐漸正常化，對促進減排產生的效果越來越明顯。

歐洲碳配額交易之所以能夠逐漸發展起來，原因在于其制度設計，歐盟實行的是“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機制，每個成員國每年先預定二氧化碳的可能排放量，然后政府根據總排放量向各企業分發排放權。這個權屬清晰的碳排放配額，讓沒有用完配額指標的企業必須通過交易才能獲利，讓超額排放的企業必須購買其他企業的剩余指標。由于指標具有法律約束力，讓排放指標交易成為市場剛需，促進了交易的發展。

除了買賣配額這種最基本的交易方式，歐洲氣候交易所還推出了與排碳配額掛鉤的期貨，隨后又推出了期權交易，讓排放配額成為金融衍生品，增加了碳市場的流動性。此時，碳排放配額交易的金融屬性越來越強，流動性變得越來越高，似乎正在向這一機制當初的天才設計者們預言的方向發展。

歐盟市場由歐盟委員會統一設定碳配額總量分配給各個成員國。配額總量清晰透明。分配方式上，通過拍賣讓企業購買獲得碳排放的權利，保證了碳配額的稀缺性。歐盟市場采用基準線法核算免費碳配額的數量，使得碳效率高的企業獲得更多的配額。中國碳排放交易市場還處在起步階段，歐盟的交易機制值得學習。隨著全國性交易市場的正式運行，將對中國碳市場存在監管不嚴，執行相對寬松，規則不清，企業被動履約參與交易的積極性不高等問題產生倒逼。

早在2008年，一位名叫黃杰夫的經濟學者來到天津，參與了自稱全國第一家綜合性碳排放權交易機構——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的建立。當時天津濱海新區獲得極高的改革先行先試的權限。黃杰夫的東家正是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擁有公司副總裁的頭銜。2009年11月17日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完成我國首筆碳交易：上海濟豐紙業包裝公司購買的碳減排額，來自南平順昌洋口水電站。廈門一家名叫赫仕環境工程咨詢公司是成交中介，公司的創始人名叫黃玉彬，是一位英國海歸，上大學時接觸到碳排放配額交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她說自己經常被別人當作騙子。

回過頭看，當時的條件下，那筆交易更像是為建立影響搞的營銷噱頭。隨著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的關閉，黃杰夫早已改行，那位女海歸大概率早已離開了她想開創的行業，如果一直干這一行，她肯定沒辦法養活公司。

大的商業浪潮永遠是這樣，能不能趕得上，不再于你出發的早，而在于是否正好是對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