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2010年是我國“十一五”規劃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國在戰勝世界金融危機之后穩步發展的一年。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國民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發展。回顧近幾年的能源發展，有幾組數字令人印象尤其深刻：

　　—— 2009年我國首次成為煤炭凈進口國，且進口量達到1.03億噸，而2010年煤炭進口量進一步超過1.5億噸;

　　—— IEA統計顯示，從1990年到2008年，我國能源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增長了2倍多，到2008年達到65億噸。人均來看，我國為5噸/人左右，已超過世界平均4.38噸/人的水平。2008-2009年、2009-2010年我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增長率分別達到6.3%與5.9%，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的份額仍在增長;

　　——美國皮尤慈善基準會統計，2009年和2010年連續兩年，中國趕超美國成為投資清潔能源最多的國家。2010年總投資規模達到544億美元，風電裝機達到3000萬千瓦以上，相比2009年再次翻番。

　　能源不會再廉價了

　　最近一段時期的國內煤炭價格總體上不斷上漲，已經超過了平均意義上的“國際價格”。盡管其中有國際煤價大跌、而國內“煤炭整合”煤炭供應不足的問題。這究竟是個短暫現象還是一個轉折點仍然需要觀察。但是考慮到煤炭價格仍然沒有將環境破壞的外部成本充分納入，煤炭行業也并沒有開征水平更高的資源稅，安全要求與投入日益增高，未來煤炭“不再廉價”將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經濟的發展，必須適應能源價格的這一變化。

　　同時，我國排放迅速增加的局面非常不樂觀。在主要發達經濟體排放減少或者穩定的情況下，我國二氧化碳的排放份額仍將進一步增長。

　　從現在到2020年，如果年GDP增長率達到7%，實現40%-45%的減排目標(年CO2排放強度下降3.3%-3.9%)，那仍意味著中國的碳排放將增長90%左右，上升到約100-120億噸。

　　氣候系統的模擬一般認為，全球氣溫上升要實現在較大概率上(超過50%)不超過兩攝氏度，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450PPM，2020年全球需將碳排放限制在440億噸(包含所有能源與非能源排放，能源相關的排放309億噸左右)。但是目前各國的提議離這一目標還有不小的差距。簡單推算，如果發達國家實行其各自自愿的減排目標，那么中國即使實現了既定的強度減排目標，到2020年，其占世界總排放的比例(即使考慮到其他發達與發展中國家排放增長的不確定性)，也將達到35%左右。作為一個與主要國家貿易關系密切的大國，不斷增長的排放份額是我國出口、國際形象與經濟發展的隱憂，必須盡快加以扭轉。

　　這些充分說明了傳統的發展方式，無論是發展的資源條件，還是外部世界約束，都已經難以為繼。探索如何能夠實現能源與經濟的轉型發展已經成為整個政府與社會的共識。煤炭之外，石油天然氣早已進口多年，承受著國際能源價格上漲的壓力。能源不再廉價，也不應該廉價，并且在氣候壓力等背景下，也不會廉價了。

　　建立通往秩序的規則

　　中國成為清潔能源的最大投資國則昭示了積極的信息。清潔能源，包括大部分的可再生能源(比如風電)目前都比傳統的化石能源要貴，當前的發展需要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但是這種發展將潛在地減少未來的氣候風險與不可承受能源價格的風險。從這種意義上，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是對未來投資，這一行為是面臨未來不確定情況下的一種“風險管理”。

　　清潔能源投資迅速增加的事實顯示，人們愿意為此支付“風險溢價”，保證未來的安全。有理由相信，這個清潔能源市場，隨著市場與價格信號的逐步完善，將創造更多的機會，市場越來越大。同時，產業拉動下的裝備制造業發展，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也會“大浪淘沙”，成長壯大一批強勢企業，市場將是最好的“裁判”。我們需要格外下大力氣做的，是建立一套通往秩序的規則，作為一種長效機制，規避企業發展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外部影響，尤其是環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