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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大而美”稅收和支出法案。據路透社等外媒報道，該法案取消了數十項綠色能源激勵措施，清潔能源稅收優惠被大幅度削減，同時傳統能源獲得明顯政策傾斜。今年以來，從退出《巴黎協定》，到擬取消大量應對氣候變化的聯邦資金投入，再到“重錘”清潔能源產業，美國能源轉型之路屢掛“倒擋”，相關舉措在國內外引發爭議。 清潔能源“遇冷”，傳統能源迎“暖風” 根據“大而美”法案條款規定，多項新能源汽車相關稅收抵免被終止，包括新車最高7500美元、二手車最高4000美元以及商用車最高4萬美元的購置稅收抵免，新能源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的稅收優惠也被取消。法案同時終止了新建節能住宅、節能家居改造、家用可再生能源設備（如太陽能板）等多項清潔能源稅收抵免，清潔氫氣生產抵免也被取消。此外，風能和太陽能的投資與生產稅收減免將在2027年后被全面取消。 清潔能源產業“遇冷”，傳統化石能源產業則迎來政策“暖風”。“大而美”法案通過簡化產量混合及鉆探審批流程、降低最低特許權使用費率等多種方式，為石油和天然氣開發提供便利與成本優惠；同時，法案還采取多種方式為煤炭開發“松綁”，比如要求內政部加快租賃審批速度、增加可租賃煤炭資源面積等。此外，法案撤銷了對未達企業平均燃油經濟性（CAFE）標準車企的罰款。分析人士認為，這意味著通用、福特等傳統車企生產燃油車的成本壓力驟減，電動化轉型節奏可能放緩。 自特朗普政府開啟第二任期以來，美國在發展清潔能源產業、應對氣候變化上不斷遭遇政策“逆風”。今年1月，特朗普就任總統首日即簽署多項行政令，宣布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還要求暫停海上風電和陸上風電項目所有相關審批工作。4月，美國總統行政令指示，聯邦政府部門和機構終止針對煤炭行業的歧視性政策。5月，美國環境保護署表示正在起草一份旨在取消對美國境內燃煤和燃氣發電廠溫室氣體排放限制的方案。 據外媒報道，美國政府5月向國會提交2026財年預算案，提議大幅削減聯邦環境、可再生能源等開支，總計削減規模超1600億美元，并鼓勵美國各州減少對氣候和綠色能源項目的資助。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袁征分析，當前美國政府的能源政策呈現幾個傾向：一是重點扶持傳統油氣資源、擴大傳統能源出口，極力維持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的地位；二是廢除上屆政府“綠色新政”，取消對化石能源的一些限制，暫停或削減對清潔能源行業的聯邦支持；三是放松環境監管、降低環保標準，以降低生產成本。 相關政策的制定，受多重因素影響 數據顯示，美國前總統拜登任內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所提供的清潔能源產業激勵措施，迄今已促成至少3210億美元的私人能源及制造業投資，推動太陽能、風能與電池產業在美爆發式增長。 近日，美國能源部長、石油大亨克里斯·賴特在白宮官網上刊文，闡釋“大而美”法案的用意。他指出，該法案旨在清除上屆政府“不僅損害電力市場、更擾亂整體能源市場的補貼與扭曲政策”，進而“釋放企業活力，打造出無需補貼且切實可行的各類能源產品”。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崔守軍分析，當前美國能源政策制定受多重因素影響：一是利益集團驅動。傳統化石能源集團是特朗普政府選票與政治獻金的重要來源，政策需回應其訴求；二是黨派政治分歧。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能源及氣候變化問題上立場對立，共和黨認為傳統化石能源能夠拉動經濟和就業、提高能源獨立性，同時對氣候變化問題持漠視態度，不愿過多承擔義務；三是大國競爭思維。當前美國在太陽能、風能等領域與中國存在競爭差距，在關鍵礦產等方面也存在博弈。為了減少相關設備進口、降低供應鏈依賴，美國本屆政府將核能作為能源轉型的核心，認為本國在該領域有技術基礎和比較優勢。 今年5月，特朗普簽署了4項與核能相關的行政命令，包括加速反應堆測試，允許能源部和國防部在聯邦土地上建造核反應堆，全面改革核管理委員會（NRC），并推動美國鈾礦開采與濃縮能力提升。《衛報》認為，相關舉措將被用于滿足人工智能數據中心以及其他新興行業的電力需求，被視為美國推動“核能復興”的努力。 有分析認為，盡管美國政府的相關政策為核能行業提供一定助力，但新建核電站仍面臨成本高昂、工期漫長等問題。同時，盡管“大而美”法案保留了核能、地熱能的部分稅收優惠，但附加了限制條款，使得這些優惠很難實際落地。 袁征認為，特朗普政府大力扶持傳統化石能源，除兌現競選承諾、鞏固自身政治基礎外，還有多方面考慮：一是視石油、天然氣為地緣政治力量和經濟實力的來源之一，是減少對外能源依賴、維護能源安全的重要抓手；二是認為傳統化石能源的低成本和穩定供應，為制造業發展奠定基礎，契合了復興制造業的訴求；三是有意通過增加油氣產量，降低油氣價格，來壓低國內通脹水平。 拖慢能源轉型步伐，加劇政治內耗與撕裂 《巴黎協定》反復退群、入群再退群，從《通脹削減法案》到“大而美”法案，從鼓勵清潔能源發展到扶持傳統化石能源產業……近年來，美國能源政策猶如“鐘擺”震蕩，引發諸多批評聲音。 美國學者勞倫斯·格里指出，美國幾乎每隔兩年都通過能源相關法案，但這些法案通常零散，缺乏綜合性和長久性。另外，美國能源政策始終受到多個利益攸關方、政治影響力、自相矛盾的政策目標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政策目標和實際效果總存在較大差距。黨爭和政府換屆也使得美國難以維持穩定的能源政策。 有分析指出，“大而美”法案在大幅增加美國赤字和提高債務上限的同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受到限制，這將拖累美國能源轉型步伐，無異于將環境治理的重擔轉嫁給了未來。 據能源企業聯盟E2最新調查報告，受貿易政策不斷變化、綠色激勵措施削減等因素影響，美國今年以來清潔能源新投資承諾出現斷崖式下跌，一季度撤資規模達79億美元。能源咨詢公司伍德麥肯茲指出，受政策搖擺影響，未來5年美國風電裝機容量預期被大幅下調40%，從7580萬千瓦銳減至4500萬千瓦。 據美國《新聞周刊》近日報道，一份最新研究報告顯示，“大而美”法案或危及全美多達4500個清潔能源項目，威脅數十萬個就業崗位，并迫使美國家庭在未來5年內，每年額外承擔數十億美元的能源開支。 “在能源問題上，美國兩黨相互制衡，分歧巨大，往往導致核心政策被反復推翻、修改，凸顯美國不斷加劇的政治極化現象。”崔守軍指出，美國政府當前的能源政策不僅會打擊本國清潔能源產業競爭力，也將拖慢全球能源轉型步伐。同時，兩黨在能源議題上的長期對立，也將繼續加劇政治內耗與社會撕裂。 “近年來，美國能源政策經歷數次‘鐘擺’，體現美國政治的多個特點：長周期戰略規劃的脆弱性；公共決策效能低下；政治極化與黨派之爭加劇，身份政治愈加突出；利益集團滲透黨派政治，為自身謀取利益。”袁征認為，美國能源政策搖擺反復，從國內層面看不僅造成社會和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也使得企業無所適從，打擊投資清潔能源產業的積極性，進一步加大了美國能源政策轉型難度。從國際層面看將拖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同時也會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及投資吸引力，使得清潔技術及產業鏈加速向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