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美國能源領域近幾十年的發展歷程，美國以海權控制為基礎，從全球視角審視能源與金融、貿易的關系，能源政策演變目的性強、謀劃長遠。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選擇石油這一工業命脈作為新的錨定，在此基礎上，依托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強大的海軍力量，通過“石油—美元—美國國債”體系向全球輸出流動性，并不斷轉嫁風險和獲取利益。事實上，美國的能源戰略思維早已超越了經濟利益，成為其左右世界能源格局、進而發揮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重要考量。

　　“能源獨立”始終是

　　美國能源發展的戰略導向

　　能源獨立，是美國自1973年以來的核心能源施政綱領。雖然歷屆美國政府對本國能源政策進行多次調整，但是始終沒有改變對能源獨立的追求。

　　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嚴重影響，使得美國政府深刻認識到過多依賴進口石油的脆弱性。

　　美國曾是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對中東地區石油依賴嚴重也成為其國家能源安全的痛點。因此，美國不斷加強與加拿大、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等產油國的貿易關系，致力構建北美與拉美能源安全網。為確保對重要能源產地的戰略控制，美國以強大的海權控制為基礎，采取制裁、戰爭、價值觀輸出等手段，介入石油產區的地緣政治局勢，從而構建有利于自身的能源戰略格局。

　　這一階段能源發展重點是以多元化供應滿足大幅攀升的能源需求，降低對潛在不穩定能源供應方的依賴程度，并且對能源效率提升、能源科技創新等方面已經開始加大投入。

　　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采取釋放戰略石油庫存等措施，油價始終處于平穩狀態。進入21世紀，小布什政府則對油價采取放任態度，國際油價飆升將近6倍。持續的高油價加劇美國決策者對依靠進口能源的擔心，加之國際地緣政治態勢顯著變化，促使美國政府將增加國內能源供給、降低能源對外依存度作為重點，力圖進一步鞏固西半球能源供給紐帶，強化國內油氣產能和戰略儲備。

　　小布什總統簽署《2005年美國能源政策法案》，逐漸注重國內能源的多元化供應。2006年的《美國能源戰略計劃》進一步確認了這種趨勢，天然氣和核能為主的清潔能源發展得到了大力支持，通過投入持續增長的資金、強制購買等方式鼓勵加大國內能源生產。同時，美國政府大力提倡節能，將“開源與節流”并重，以確切的稅收計劃調動整個社會消費群體節能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金融危機后，奧巴馬在上臺初期高調推動“清潔能源國家戰略”，選擇清潔能源產業作為應對經濟危機、復興美國經濟的關鍵力量。奧巴馬政府希望風能、太陽能、生物質等新興能源產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并采取了稅收、行業標準、市場機制等方面的一系列舉措。主要包括：向石油公司征稅用于補貼居民能源價格的上漲；提高燃油經濟性標準來推動電動汽車發展；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總量控制和排放交易體系，實行“限制排量與貿易許可”計劃，并利用限制排放和交易許可拍賣所得收入投資“氣候友好型”發展計劃，增加政府對清潔能源的投資等。

　　然而，清潔能源項目耗資巨大、財報收益不確定，私營企業很難有動力去研發和建設，多數人不愿為更節能環保、但價格昂貴的清潔能源產品買單，因此在第二任期開始后，奧巴馬政府積極尋求化石能源與清潔能源發展的平衡。

　　“從買家到賣家”的轉變

　　是“能源獨立”戰略的重要里程碑

　　特朗普上臺后，堅決退出《巴黎協定》、徹底推翻“清潔電力計劃”等已成為其所勾勒美國能源藍圖的重要標簽。具體來看，一是不斷加強傳統化石能源開采。受益于頁巖油產量的大幅增加，美國政府預測2019年底本國石油產量將基本與俄羅斯持平，天然氣產量也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全球能源“中東時代”的終結可能到來。二是特朗普親自站臺，直接出面推動能源出口。2018年4月，特朗普直接向德國總理默克爾施壓，要求德國放棄對俄羅斯北溪管道2號天然氣管線的支持，更多購買美國的LNG。

　　特朗普像之前多位美國總統一樣重申“能源獨立”，但與以推廣清潔能源為主的奧巴馬政府不同，他將重心放在了傳統化石能源上。兩任政府能源政策大相徑庭，其驅動力可能有以下三點：一是信息技術革命后，劃時代的理論突破和技術革命似乎已停滯多年，美國以科技革命引領全球并占據產業鏈最高端的方式受到影響。實現制造業回流是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和社會穩定的必要手段，頁巖油氣革命帶來的低成本能源是吸引制造業回歸的措施之一，也是特朗普政府提出“可承受的清潔能源”替代“清潔電力計劃”的重要原因。二是主推化石能源既代表了資本集團利益，又能大量增加就業、穩定票倉。三是以油氣出口為核心，搶占未來最重要的亞太地區能源消費市場，從長遠來看，可以避免亞歐大陸能源自平衡后，美國地緣影響力的下降。

　　美國能源形勢對世界能源格局的影響不可忽視，但也面臨一系列挑戰。就石油而言，石油價格對能源消費大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和能源出口型國家的財政收入都有重大影響，美國如何以更小的成本實現對世界石油產量和價格的介入，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此外，國際能源署（IEA）由美國率先倡議建立，用以制衡歐佩克，保障石油消費國利益和安全，并對國際能源政策進行協商。目前中國、印度、俄羅斯三大能源消費國都不在其中，短期內由于OECD成員國身份、石油戰略儲備等原因不會成為IEA的正式成員國。未來IEA對世界能源發展的整體影響力是否還能繼續維持，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否需要調整，也將是美國能源領域的議題之一。

　　美國“能源獨立”戰略

　　對中國的借鑒

　　美國“能源獨立”戰略以技術力量依托，也離不開長遠謀劃和長期堅持。我國能源發展戰略既要充分借鑒，更應有清醒的認知。

　　首先，正確認識不同國家的“能源獨立”之路應該有所區別。我國人均收入比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是基本國情,“富煤、貧油、少氣”是資源稟賦，生態環境承載力是能源發展的現實約束，油氣資源對外依存度高是能源供給的現實壓力。我國已成為世界最大能源消費國，“能源獨立”之路夢寐以求，但不應局限在“自給自足”這一目標，應進一步完善開放條件下的能源供給體系，不讓油氣資源的高依存度成為社會發展和政治外交等領域的制約和籌碼。

　　第二，未來亞太地區將逐步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市場，俄羅斯和中東地區從自身利益出發與美國的博弈必將加劇，世界能源格局正在重塑。穩步推進與中亞、南亞和東北亞等地區的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我國未來一段時期的戰略重點，抓好中巴經濟走廊和瓜達爾港的運營，打通連接中東地區的能源生命線，同步推進克拉地峽運河、中緬油氣管道等的建設，對于我國戰略性參與全球能源體系重塑意義重大。

　　第三，更加重視國際能源市場的培育和規則制定。將能源合作作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內容，利用上合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亞投行等平臺，引領亞太能源一體化進程，增強對能源定價權的影響。可以說，在大國博弈中，石油一直是重要的砝碼。我國原油期貨已于今年3月在上海能源中心掛牌上市，對于降低美國WTI原油與英國布倫特原油對全球原油定價權的壟斷影響，已經邁出重要一步。在天然氣方面，2017年我國消費量居世界第三位，低油價和國際天然氣貿易的活躍也為我國天然氣進口從“溢價”到“議價”提供了良好機遇。未來，利用好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獲取與自身經濟實力和能源需求相匹配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是中國對全球能源治理向著更加公平合理方向發展應有的貢獻。

　　最后，中美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能源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貿易將是雙方合作最活躍的領域之一，完全可以扮演“壓艙石”的重要角色，但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成為掣肘，還需理性看待。

　　（作者供職于國網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