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要求，能源供給革命和消費革命實際上是兩個概念，不可偏廢。

　　強制交易著眼于能源供給革命，通過綠證強制交易價格體現新能源發電的外部環境效益，確保新能源開發企業的經濟效益，提升新能源項目投資的積極性。最關鍵的一點，在強制配額考核的政策體系下，雖然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有所增加，但是新能源行業發展的整體穩定性大大增加了，強制配額考核會創造一個基本穩定的國內新能源年度增量市場需求，這一點對于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和確保低碳能源的供給至關重要，避免了產業發展規模的大起大落或者逐步萎縮。

　　自愿交易著眼于能源消費革命。目前，有觀點認為，自愿交易可能不會起作用，但是個人認為，自愿認購的市場空間不容低估，從國外實踐經驗看，綠色電力證書的自愿認購是一個重要的市場，綠色電力消費理念的普及也會極大的推動能源供給側的結構轉型，美國目前約三分之一的綠色電力證書由消費者自愿購買。

　　建立綠證自愿認購體系，實際上是給了消費者充分而靈活的選擇權，使得愿意購買和使用新能源的企業和個人有了通暢的渠道。最終通過兩個市場的合力來加速實現能源轉型。

　　不是所有的新能源發電項目都可以獲得證書。因為證書交易的價格主要是對財政補貼的替代，所以對于市場化程度較高、具備競爭優勢的水電和未實行分攤機制的核電并無綠色證書的需求。

　　為避免全社會成本太高，綠色證書制度應優先應用于具備較大成本下降空間、與化石能源成本比較接近的風電和光伏電站項目，作為推動最終平價上網的“臨門一腳”的政策。

　　對尚處于產業化初期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的海上風電、分布式光伏發電、太陽能熱發電建議仍延續目前標桿電價的扶持政策體系，即從全社會征收附加分攤，直到產業技術體系逐步完善，成本有較大幅度下降為止，甚至可以采取特許權招標的模式，鼓勵通過良性的市場競爭迅速降低成本。在此之前，可以考慮由國家適度控制發展規模，避免對高成本的新能源發電項目激勵過度導致建設規模過大，最終推高全社會的用能成本。

　　關于綠證的限價，實際上包括價格上限和下限兩塊。自愿交易的文件發布之后，各方比較關注的就是自愿交易的限價問題。實際上，價格上限和下限的設定與交易市場的不同激勵對象密切相關。

　　自愿交易剛剛起步，在我國，主動愿意消費綠色電力的企業和個人還比較少，因此，在制度設計的初期，要注重對消費者利益的保護。通過把成本最低的一部分新能源電力優先讓渡給消費者，使得愿意消費綠色電力的企業和個人能夠以最小的代價滿足自己的需求，對加速普及綠色消費理念有重要意義，也符合以最小社會成本完成能源轉型的戰略理念。

　　但強制交易應有所區別，強制交易的考核對象是能源轉型的責任主體，所以對其購買綠色證書建議設置交易價格的下限，以此來確保市場交易過程中仍處于弱勢的新能源發電企業的議價能力，最終保障整個產業的合理收益，以實現產業的持續發展。

　　兩個市場的價格互為補充，即避免了綠證交易價格太低損傷投資的積極性，也避免了交易價格太高增加能源轉型成本。

　　在電力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國家，配額考核的責任主體也即強制交易的綠色證書買方大多數是售電企業。也有一些國家的考核責任主體是發電企業。售電側考核對于分攤成本、促進消納都有好處。發電側考核的優勢主要是符合目前的實際，操作起來比較簡單，缺點是仍然屬于發電側激勵，對促進消納意義不大。考慮到改革預期和制度設計的初衷，可以考慮強制交易的綠色證書買方設定為售電企業。

　　根據三部委文件的要求，自愿交易的買方將會是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自然人。從國外實踐看，除了自然人外，用能成本占生產成本較低的高技術企業將是最積極的購買方之一，這些企業對于能源價格的承受能力相對較高，而且可以以較小的代價實現100%的綠色用能，是綠證市場的主要參與方之一。

　　其次是各級政府和相關的政府采購項目，政府采購項目數額大，對市場的導向性比較強，適當選取一批品種，將產業鏈采用綠色電力的比例作為同等條件下優先進入采購目錄的條件，對于引導全社會的綠色消費理念意義重大。第三類是采購主導權較大的快速消費品和社會零售領域，他們對下游供應鏈的控制力很強，在消費者的推動下，綠色發展的愿望也比較迫切，我國大量的工業企業是給大公司配套，一旦買方對于采購的產品提出綠色電力消費的要求，也將會對終端用能需求產生重大影響。

　　有理由相信，隨著國內自愿認購市場的日益活躍，未來實際的綠證消費者也將逐步向這幾類群體聚集。在此之前，相關的認證機構也要早做準備，加強和完善綠色制造的認證標準體系和能力建設，同時政府機構和各公益團體也可以加大對綠色消費理念的宣傳，使得綠色電力消費盡早成為社會認可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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