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日前下發《關于印發支持儲能產業發展若干措施（試行）的通知》，明確全省將實行“新能源+儲能”一體化開發模式，新建新能源配置化學儲能容量原則上不低于10%，時長2小時以上。作為水電大省的青海，該政策的發布給2020年以來如火如荼的“新能源配儲能”建設熱潮增添了更多關注，也引起很多業內人士的思考。

記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19個省級行政單位發布文件，明確提出要求或支持新能源配化學儲能，儲配比例多集中在10%~20%之間。然而，業內人士認為，如此“一刀切”的政策給剛剛實現平價上網的風電和光伏行業無疑又戴上了成本高企的“緊箍咒”，而電化學儲能的安全性和回收問題也不容忽視。

1月20日，剛剛投產7個月的云南曲靖一鋰離子電池材料廠發生爆炸，事故造成12人受傷，這已經是寧德時代旗下公司一個月內第二次發生爆炸事故。1月7日，湖南邦普循環科技有限公司老廠車間發生爆炸起火，致1死20傷。鋰電池事故相繼發生，其安全性問題再度引起關注。記者了解到，近年來與電動汽車動力電池相關的自燃和爆炸事件早已不是個案。不久前，多輛特斯拉Model 3發生爆炸自燃，引發了眾多媒體跟蹤報道。據不完全統計，僅2020年前11月，國內新能源乘用車已發生了27起自燃爆炸事件，電動汽車火災事故呈高發態勢。

雖然電動汽車采用的動力電池與儲能電池存在差異，但共性是都采用了鋰離子電池。隨著電化學儲能的大規模建設，大量鋰電池應用的安全隱患更不容忽視。事實上，在電動汽車起火和爆炸事故頻頻吸引公眾視線的同時，儲能電站安全事件也時有發生，同樣暴露出鋰電池安全風險。北京賽德美資源再利用研究院有限公司總經理趙小勇告訴記者，“2018年~2019年期間，韓國發生了20多座儲能電站爆炸事故，有一半以上是因為電池問題。因為當鋰電池充放電過量，達到臨界點，就會存在自燃的可能。”

據記者了解，鋰離子電池熱失控已成為鋰離子電池使用中最為嚴重的安全事故。熱失控往往是由于鋰離子電池在發生了擠壓變形、穿刺或者高溫炙烤等導致隔膜被破壞引發正負極短路，或者由于電池外部短路，使得鋰離子電池內部短時間內積累了大量熱量，引發正負極活性物質和電解液等發生分解，導致鋰離子電池起火和爆炸，嚴重威脅使用者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鋰電池發生著火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問題在于電池質量之間的差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業火災研究室主任王青松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電池從生產到出廠，都必須經過安全指標的測試，而通過測試也不代表著電池一定不會著火，關鍵問題在于使用過程中的安全管理。

對此，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標準經理唐亮認為，鋰離子電池的安全事故存在一定的概率性，即便出廠時滿足了所有標準，仍然不能保證實際運行過程中不出現故障。他指出，“鋰離子電池就是一個高能量體，在運行過程中如果出現一些小故障，當這些小故障積累起來，安全風險就會變大，所以在運行過程中的安全監測非常重要。”

“電池應用于儲能，需要經過多個環節，形成系統集成。從電芯到模組，再到電池包，其中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出現故障。”王青松表示，故障不一定是電池引起的，也可能是成組和散熱設計等原因，使熱量未能及時散失，最終經過積累就可能走向失控。此外，他還表示，在使用過程中，如果電池系統處于高溫環境中，或者在外力作用下發生碰撞，也將增加熱失控風險。

除了安全問題，在國家電網公司裹挾地方強制“新能源配儲能”的大勢下，大規模電化學儲能所用鋰電池帶來的污染問題也不容忽視。記者了解到，鋰可與眾多物質發生劇烈化學反應，用于制造鋰金屬電解質的強效熔劑可導致多種疾病，隨著鋰電池產量的急速提升，鋰電池生產、運營、報廢過程中的污染問題開始逐漸被關注。

從鋰電池目前應用較多的新能源汽車領域來看，近年來，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呈現快速增長，同時也帶來了汽車動力蓄電池回收的新難題。據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數據，2020年國內累計退役的動力電池將超20萬噸（約25GWh），如果處理不當，將會對環境造成長達50年的污染。

目前，我國新能源汽車動力蓄電池已經進入規模化退役期，到2020年，退役電池累計約為25吉瓦時。面對龐大的數量，如何做好新能源汽車電池回收、置換等工作，已成為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而對于儲能電站，由于所需鋰電池規模更大，未來的快速發展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回收問題。我國大力發展新能源的初衷在于凈化環境、減少碳排放等問題，但如果在鋰電池回收還不能妥善解決的前提下，以支持新能源發展之名大規模推進電化學儲能建設，無異于人為造成新的化學污染，與清潔發展的能源轉型初衷相悖。

“隨著儲能的大規模發展，回收將是不可回避的問題。”王青松表示，從目前的技術水平來看，電池的壽命一般為8年~10年，到了這一期限，就要面臨回收。他指出，目前鉛酸電池的回收產業鏈已經比較成熟，而鋰電池的回收問題，仍有待政府和企業的探索與博弈。

趙小勇指出，儲能使用的磷酸鐵鋰電池，在報廢以后剩余價值較低，需要一批具有環保處理工藝，并且具備一定盈利能力的企業來進行處理。他表示，“預則立不預則廢，化學儲能項目開發建設時，一定要重視回收問題，要把回收當成項目的最后一個關口。”

“電池產業是一個存在污染的產業，而對于退役電池應該由誰來負責的問題，目前尚沒有明確的規定。”據業內人士介紹，“雖然工信部發布了回收利用企業的‘白名單’，明確了哪些企業有資質進行電池的回收利用，但仍然沒有強制誰來負責。”當前，面對懸而未決的回收難題和即將造成的環境污染，大規模發展電化學儲能的風險值得主管部門高度重視。

在安全性和回收問題成為電化學儲能發展隱患的同時，電網公司和地方政府大規模強行推進配套化學儲能，還將使剛剛邁過平價“成人禮”的風電、光伏行業被迫“負重前行”。浙江正泰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副總裁李崇衛告訴記者，新能源強制配儲能，必然造成成本增加，給行業發展帶來較大的壓力，尤其在寧夏、內蒙古等電價較低的地區，新能源實現平價本已不易，配置儲能將對項目的經濟性造成較大影響。

據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儲能銷售中心總經理陳志介紹，2020年，中國儲能市場70%份額來源于“新能源+化學儲能”，當地電網公司和各省主管部門出臺了導向性政策。據陳志介紹，除新疆和青海外，在新能源側加裝儲能時其他十幾個省份均沒有任何補貼，而青海和新疆的補貼實際上也難以覆蓋儲能的投資成本。這種情況下，配套儲能就大大增加了可再生能源投資商的投資成本，必然會影響項目收益。

與此同時，各地趨同的配儲比例以及要求所有新能源發電項目均配置儲能的“一刀切”要求，也面臨著科學性和必要性的問題。

“‘一刀切’的方式是有待商榷的，如果各地都按照同一規則上儲能，對于新能源的發展并不科學。”李崇衛表示，現在各地要求新能源發電企業加裝儲能，一方面，配套的儲能可能處于閑置狀態，暫時發揮不了效益；另一方面，強制儲能也不能完全保證新能源的并網消納，資源沒辦法得到最佳配置。

“加裝儲能肯定會增加新能源企業的投資成本，而儲能配比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陳志表示，2020年，江蘇省規定了20%配置比率且4小時時長的儲能配比，這勢必大大加劇了可再生能源投資企業的負擔，他強調，“各省在出臺強制可再生能源企業配套化學儲能時，要對儲能市場價格、當地電網接入情況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評估，讓儲能真正產生價值。”

“對于江蘇、浙江、山東、安徽等省份，電網調度能力較強，也有很多抽水蓄能電站，不一定每個新能源項目都要上化學儲能。”李崇衛建議，配置化學儲能的比例應該按照不同的環境和項目具體情況做出技術模型，再進行科學的測算，“配置化學儲能的數據是怎么來的，為什么所有電站都要配置10%以上比例的化學儲能，配置化學儲能后的調度機制如何？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和電網進行研究。”

在業內看來，如果“一刀切”要求新能源項目加裝化學儲能，不僅增加了新能源行業的成本，大規模的市場化交易也逼迫投資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而一定程度上忽視產品的質量和要求，將帶來更多潛在的安全、環保隱患。如何協調好能源發展與安全環保之間的關系？這股高歌猛進的“新能源+化學儲能”熱潮何時降溫？亟須有關部門慎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