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碳市場表現欠佳
　　歐盟碳排放交易市場(EU ETS)和京都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及聯合履行(JI)是全球兩個最大的碳市場，分別占全球碳市場交易量的72%和24%。當前這兩大市場的共同特點都是供過于求、價格崩潰。據估計，EU ETS在第二履約期(2008～2012)和第三履約期(2013～2020)的“歐盟排放配額(EUA)”過剩達14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而CDM產生的“經核證的減排量(CER)”和JI產生的“減排單位(ERU)”累積過剩將達14.25億噸。
　　與去年同期相比，這兩個市場交易量上升但價格下降。截至2012年9月，EUA和CER的交易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了13%和29%，但EUA的價格已經跌至每噸8歐元左右，比2011年上半年每噸約17歐元下跌了50%以上，甚至在今年四月曾創下每噸5.99歐元的歷史最低價；CER價格下跌幅度更大，從2011年上半年約12歐元跌至目前1歐元左右水平，最低至0.83歐元，跌幅超過91%。
　　EUA價格的低位徘徊和CER價格的崩潰給低碳技術研發和投資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今年年初“點碳(Point Carbon)”對EU ETS管制的企業所做的調查表明，過低的碳減排價格難以鼓勵企業在低碳領域的研發和投資；碳減排成本將不再是投資者考慮的重要因素。據歐盟測算，能有效刺激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理想碳減排價格應為24至30歐元/噸，顯然，目前EUA7～8歐元/噸的價格遠遠無法吸引投資者對低碳技術和低碳能源的投資，因為這樣的價格無法使投資者從碳減排激勵中得到足夠的補償。
　　面對當前CDM市場CER如此低的價格，很多中介和買家要求和業主重談合同、改價格，或推遲簽發甚至違約；或用浮動價格機制代替原來的固定價格機制。
　　EU ETS和CDM及JI市場目前存在的問題與全球的政治、經濟、能源等密切相關。
　　首先，經濟危機造成對EUA/CER/ERU的需求大幅度下降。經濟危機發生后，歐洲許多企業被迫縮減生產，能源消費也大幅度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遠低于預期水平。日本與歐洲情形相仿。據估算，到2020年CDM和JI累積過剩的CER/ERU將達到14.25億噸。
　　其次，歐盟救市措施乏力。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歐盟就解決EU ETS價格低迷提出過不少救市措施，如取消過剩的EUA、推遲第三期EUA分配、提高歐盟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等，但因內部成員國意見不一致，一直沒有實質性進展。2012年10月23日，歐盟委員會又提出了減少供給和增加需求的長期救市措施供成員國領導人在11月進行討論，并計劃在明年開始實施。但在2016年之前難以實施和發揮效用，對扭轉當前碳市場局面作用有限。
　　另外，歐盟計劃執行的國際航空減排法律未能夠產生預期作用。歐盟制定的國際航空減排溫室氣體法案，要求從2012年1月1日起，所有進出歐盟的航空公司都必須從EU ETS購買一定數量的EUA/CER/ERU，用于抵消自己的國際航空排放。但這一法案引起了中國、印度、美國、俄羅斯、日本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堅決抵制。據初步分析，如果所有歐盟以外的航空公司都不執行歐盟的規定，航空業到2020年對EUA/CER/ERU的需求將減少1.35億噸。
　　最后，歐盟第三履約期政策對部分CER/ERU合規性的影響導致市場拋售CER/ERU。
　　2011年，歐盟決定從2013年5月1日起禁止歐盟企業使用源自HFC-23和己二酸項目N2O排放產生的CER/ERU，使得所有該類項目的開發商在此期限之前都盡可能簽發完所有這類項目的CER/ERU投放市場，給碳市場帶來了巨大壓力。同時，歐盟將在2012年11月投票表決禁止歐盟企業在2013年4月后使用ERU。雖然還沒有做出正式決定，但已經引起了市場恐慌，導致大量ERU簽發涌入市場。
　　新興市場作用有待觀察
　　雖然EU ETS、CDM和JI市場低迷，但碳交易作為以低成本促進減排溫室氣體的市場工具，卻得到了實踐證明，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支持和鼓勵采用這一機制，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法規，建立了自己的碳交易市場，大有逆勢而上之勢。
　　在主要發達國家的支持下，由世界銀行牽頭負責，亞洲開發銀行參與，碳市場伙伴計劃(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PMR)進入實質性實施階段。目前，已有中國、印度、泰國、印尼、越南、巴西、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智利、秘魯、土耳其、烏克蘭、南非、約旦和摩洛哥共16個國家被批準加入這一計劃。該計劃將幫助這些國家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市場，作為這些國家執行其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實現政策目標的工具。不過，根據這些國家目前的計劃，這些碳交易市場大部分要到2015年以后、甚至2018乃至2020年后才能夠建成付諸實施。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不但參加了世界銀行的碳市場伙伴計劃，而且在2011年10月正式啟動了五市(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和深圳)兩省(廣東和湖北)的碳交易試點。將在2013年開始試點省市的碳交易營運，并在此基礎上開始建立國家的碳交易體系，爭取在2015年啟動營運。目前，各試點省市正在快馬加鞭地推進建立碳交易所需的政策、法規、機構、技術、標準和方法等基礎工作。
　　另外，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動作也值得關注。韓國立法機構于2012年5月批準了韓國的碳排放配額分配與交易法案，確定從2015年1月1日開始碳交易。澳大利亞2012年7月1日起開始執行其碳市場計劃，第一階段(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執行固定碳價機制(實際上等同于碳稅)，第二階段執行自由的碳交易機制。2012年8月，澳大利亞與歐盟簽署協議，決定從2015年開始連接歐盟和澳大利亞的兩個碳交易體系。
　　這些進展的確給碳市場帶來了利好消息，顯示了碳交易市場的發展后勁，但“遠水難解近渴”，由于見效尚需時日，尚無法解決當前的碳市場低迷問題。
　　或只能寄望將來
　　目前各方都在探討采取行動解決碳市場低迷問題。例如，歐盟提出了六條救市措施：將歐盟2020年減排目標從現有的20%提高到30%(相比1990年水平)；取消歐盟ETS第三期一定數量的EUA；年削減率超過1.74%；到2021年，將ETS擴大到其他行業如運輸用燃料；限制或禁止在ETS中使用聯合國[微博]碳減排信用；實施價格管理機制來控制排放權的供給和價格等。
　　另外，聯合國組建的CDM高級政策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和解決方案，如發達國家加強承諾，提高減排目標；允許非“京都議定書”的國家購買CER；探討各國政府聯合出資建立一個新的基金用于購買和取消目前一部分過剩的CER；授權CDM執行理事會使用部分清潔發展機制儲備資金作為基金的啟動資金；建立一個新的CER儲備銀行，用于控制和穩定市場等等。
　　如果這些救市措施能夠得到盡快實施，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當前的碳市場低迷問題。但根據過去的實踐和經驗，這些建議很難很快就得到各方的接受和實施。
　　但是，長期看，氣候變化是對可持續發展的嚴峻挑戰，低碳發展道路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必然選擇，很多國家已經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國家的長期發展戰略。碳減排交易市場作為一種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幫助企業以更低成本實現低碳排放發展的工具，自然成為政府部門考慮選用的重要政策工具。所以，可以預計，碳市場將會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旨在為2020年建立全球統一的碳市場確立一個全球法律框架的“德班增強行動平臺特設工作組”，正在致力于2015完成制定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協議。這個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適用于所有締約方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合作文件正在談判中，計劃在2020年開始生效實施，或將開啟全球未來長期的不可逆的溫室氣體減排或限排時代，并進而促進碳減排市場的蓬勃發展。2020年前后，碳市場可能會與現在的貨物和服務貿易市場、證券交易市場比肩發展。
　　當然，就當下碳市場交易的產品AAU、CER及ERU屬性來看，其使用價值存續期限目前沒有明確規定，合規性和流通性也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如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締約方會議能夠做出決定，確保聯合國確認的交易產品(AAU、CER及ERU等)具有長期價值，則應能夠給碳市場一個非常強烈的利好信號，有助于迅速提振碳市場。
　　(作者分別系亞洲開發銀行碳市場規劃和可持續發展部專家，亞洲開發銀行氣候變化高級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