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問題要去解決，但更具現實意義的是擺平問題制造者，而在“水很深”的能源行業，不合理的體制恰是制造問題的土壤。如果固執地認為先易后難是“習五條”的內在邏輯，那么置于四項“革命”尾端、表述字數也最多的“能源體制革命”顯然將是最棘手的。核心問題依然簡單：革誰的命？怎么去革？

　　淡化審批

　　2013年，數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共取消和下放221項行政審批事項，2004年頒布的《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首次修訂，旨在進一步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核準制要求一個項目完成行業職能部門前置性審查及地方政府審查后報送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審查，出現了‘路條’這一約定俗成的‘怪胎’。 國家應在頂層設計和統一規劃后再將項目核準權下放，避免出現重復建設的情況。”重慶某能源主管官員此前曾對《中國能源報》記者說。

　　有觀點認為，核準制將以往一家審批改為多家審批。為取得完整的核準申報材料，項目申請單位必須加大前期工作深度，并為了應對項目不被核準的風險而加大項目儲備，及早進入更多項目的前期工作中去，漫長、復雜的審批過程又形成大量項目未批先建、邊批邊建，“圈地”、“違規”成為行業發展的常態。

　　對此，國家能源局規劃司副司長何永健曾表示，將簡化審批程序，編制未來5至7年的規劃并實施。省級規劃將采取年度審批的方式，相當于一次性“打包”審批路條，實現規劃代替路條。

　　“基于綜合資源規劃（IPR）的電力規劃方法在發達國家上世紀90年代后受到很大限制，因為放松電力系統管制改革使發、輸、用電分屬不同的利益群體，電力市場設計與價格信號也會對新增裝機、最優停電時間等產生激勵信號，IPR缺乏整體必要性與部分可行性，只用于仍管制的電網與用電系統，或大型項目。” 國際能源署（IEA）全球能源展望組高級能源專家張樹偉對本報記者表示，“國家統一能源規劃應只限于監測電價和環保，除此之外的投資額度、項目分布等與激勵相容，私人企業可以處理得很好。而我國過去的‘統一規劃’含義模糊，在現實中演變為粗暴干涉企業經營自主權。”

　　中電聯副秘書長歐陽昌裕則認為，必須加強規劃的剛性。“以電力為例，規劃正式公布后，各級政府不得核準審批不在規劃內的電力項目，否則追究責任，同時逐步淡化項目審批。”歐陽昌裕告訴記者。

　　張樹偉進一步說，電源側的問題不是“規劃—招標”就能解決的，但招標操作得當可減少政府主管部門的自由量裁權，改善審批弊端。“審批標準需要明確，在發改委審批之前，環境、安全的負外部性都已在其他部委保證，那么發改委到底審批什么？”張樹偉對記者說，“以治理霧霾為例，其必要性論證基本是‘輸電可以減少污染物排放’，而不是基于成本最優。若長距離電力輸送項目的審批標準是電力成本的競爭力，相信不會有那么多項目獲批。”

　　“跨省區大容量送電和聯網項目、核電項目、大型流域水電項目由中央政府規劃和審批，價格上核電可采用標桿電價，水電走流域電價，跨省區送電項目一事一議，在嚴格成本監管基礎上采用成本加成確定初始輸電價格。除核電和大型流域水電外的發電項目均應交給市場，三項審批均可退出。”中電國際高級經濟師王冬容對記者說，“此外，要大力推進發電資產整體上市，推進直流輸電資產上市，試點省級電網資產整體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