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0年9月22日習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30·60目標”以來，國內掀起了應對雙碳目標的熱潮，各級政府紛紛制定碳達峰、碳中和的時間表。我國能源企業也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但在行動上尚缺乏明確方向，尤其是在企業經營戰略層面，尚未形成企業內上下共識。

我國需要在10年內實現碳達峰，40年內實現碳中和，時間緊、任務重，中國企業更要盡快制定和實施低碳發展新戰略。在國際政策方面，歐盟的碳邊境調節稅也提上日程。一個必然的趨勢是，通過政策手段或者公眾媒介，這種全球共同責任會逐漸被分解為企業及個人的社會和經濟責任。

因此，企業需要形成前瞻性的商業思維，建立新的經營戰略。對于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目標和戰略中的重要主體——能源企業來說，向什么方向前進，如何在經營中落實減排工作，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今年，國際上有關石油公司遭遇“多事之秋”。兩家美國公司埃克森和雪佛龍都在今年5月26日遭到了利益相關者的施壓，埃克森甚至遭遇“氣候政變”，歐洲石油公司殼牌則是在同日被荷蘭法院勒令大幅削減碳排放量。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油氣生產商之一，埃克森從未掩飾想要成為未來低碳世界“油氣巨鱷”的野心。在2021投資者日活動中，他們估計在2℃溫升目標下，到2040年，油氣仍將占世界能源需求的48%，因此他們將繼續保持油氣業務的增長。而許多石油巨頭都宣布將削減上游業務，BP甚至要減少40%的上游產能。埃克森不愿縮減上游資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如果石油巨頭們紛紛出售上游產業，上游資產將落到其他沒有計劃削減上游業務的公司手中，這些公司大多數是很少受到投資者影響的國家石油公司。在這種情況下，誰最后行動，誰就最可能占領仍被需求的油氣市場，埃克森不想眼睜睜看著傳統油氣業務這塊“蛋糕”落到其他同行手中。此外，埃克森首席執行官伍德倫（Darren Woods）還表示，通過將油氣資產出售給其他公司的方式削減上游資產并不能實現整體上的減排。

為了應對排放量的增加和投資者的壓力，埃克森強調了低碳技術在他們的戰略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碳捕獲技術。他們創建了一個新的業務部門，專注于碳捕獲和封存（CCS）技術，目前有超過20個CCS項目正在推進。大多數CCS項目的商業模式是將二氧化碳注入油田，提高采收率。因此，發展CCS技術對“大石油”模式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計劃，能夠實現減少排放和增加油氣采收率的雙重目的。他們預計在2025年前，投入30億美元用于CCS等減排計劃，不過這僅僅是1000~1250億美元總開支的一小部分。因為投資CCS技術會增加油氣成本，他們沒有計劃更多的投資。

在埃克森的計劃中，主要通過碳捕獲和減少油田伴生氣燃燒的方式降低直接排放量，通過為上游業務采購可再生能源的方式實現間接減排。在供應鏈排放方面，則是開發可以用于交通運輸的藻類生物燃料，不過當前研究進展較為緩慢。

然而，他們低估了能源行業和社會變革的步伐，世界正處在從石油時代走向綠色能源時代的關鍵時期。在低碳轉型大潮之中，國際大型石油企業紛紛宣布凈零目標，從傳統上游轉向低碳能源，埃克森卻只是在投資者壓力下遲遲宣布了僅包含上游的減排目標，堅守油氣領域的決策會迫使公眾和投資者向他們施加巨大的轉型壓力。非營利組織“跟隨這個”（Follow This）和“當你播種”（As You Sow）一直以來鼓勵有氣候意識的公民購買埃克森等石油公司的股票，通過在股東大會上支持相關決議，推動石油公司應對氣候變化。2021年5月26日，僅持有埃克森0.2%股份的“引擎1號”贏得股東投票，推舉的三位候選人入駐四分之一的董事會席位，獲得“氣候政變”的勝利。

同樣計劃通過碳捕獲技術發展綠色油氣產業的雪佛龍公司也遭到了投資者施壓，雪佛龍股東以61%的票數通過在中長期大幅減少供應鏈排放的決議，不過董事會在一個月后回絕了這項提案，并表明不會為了可再生能源削減油氣業務。就在7月19日，雪佛龍表示Gorgon項目沒有實現二氧化碳捕獲和封存目標，原本計劃每年捕獲約400萬噸二氧化碳，但自2019年8月項目啟動以來，兩年僅實現了500萬噸二氧化碳的捕獲和封存。世界上最大的CCS項目的失敗為“大石油”模式帶來了挑戰，雪佛龍公司無疑將承受更大的轉型壓力。

轉型步伐相對迅速的歐洲石油公司也未能幸免。殼牌被荷蘭地方法院命令到2030年將絕對排放量減少45%，此前目標是在2030年前將排放強度降低20%。這起案件為氣候活動人士開創了法律先例。在殼牌敗訴后，挪威國家石油公司Equinor也被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要求停止在北極的鉆探計劃。

新的能源變革將會為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根本轉變和新的動能，石油公司正站在能源轉型的十字路口，面臨著來自社會各方的巨大壓力。在這個國際背景下，我國能源企業應該順勢而為，更要及早應對，把握企業發展新機遇。

在雙碳目標下，碳資產管理是企業層面實現碳減排目標和低碳轉型的關鍵。碳資產管理不僅是指碳配額和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等碳資產的保值和增值管理，還包括貫穿企業運營全程的碳資產綜合管理業務，比如碳盤查、碳人才培養、碳績效、低碳品牌建設等。

中國能源企業可以從目標體系、戰略和管理以及支持體系三個方面制定碳資產管理行動指南。

首先，企業需要綜合考慮政策要求和企業發展方向建立碳資產管理目標體系。在各國制定碳中和目標后，許多大型企業，比如蘋果、亞馬遜、杜邦等，也紛紛制定了企業碳中和目標。在油氣行業，道達爾、BP、殼牌等歐洲石油公司均制定了明確的計劃，最遲在2050年之前實現直接排放和間接排放的凈零目標。在我國，“三桶油”都公開表明了將與國家減排目標保持協調，但并未宣布詳細的減排目標和措施。中國能源企業除了考慮碳市場的強制減排要求，更要積極響應國家“30·60”目標，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建立可持續的氣候變化管理目標。

其次，企業需要審時度勢，及時制定和調整碳戰略，并推進碳資產管理工作。在業務運營層面，優化資產結構，加大脫碳力度。《巴黎協定》預計在2℃溫升情況下，2030年碳價將達到100美元/噸，歐盟也在推進碳關稅工作，能源企業需要在未來的投資決策中對資產進行氣候風險壓力測試。對于油氣行業來說，由于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仍占有較大比例，天然氣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在下游，成品油產能過剩，化工產能不足，隨著新能源競爭力的逐漸提升和高端化工材料需求的持續增長，化石能源消費結構將從燃料主導轉向“材料化”發展。因此，油氣企業需要在上游業務中加大天然氣資產的占比，在下游發展高端化工，積極推進煉化一體化項目。同時，企業應布局可再生能源，通過減少上游甲烷排放以及發展CCUS和綠氫等碳抵消技術，降低核心業務碳強度。在碳市場層面，企業需要積極參與碳市場交易，并使用碳資產托管、碳基金、碳債券、碳期貨等金融工具進行資產管理。

再次，企業需要從能力建設和信息化建設兩方面構建碳資產管理支持體系。通過培養或引進碳資產管理人才，搭建碳資產經營管理隊伍，或成立專門的子公司負責碳資產管理業務，并做好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數據等相關基礎信息建設工作。

氣候變化問題關乎全社會人民福祉，投資者、政府和公眾等利益相關方的需求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驅動因素。隨著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投資乘勢而上，能源企業除了實施碳資產管理外，還需要做好碳信息披露工作，回應不同群體的需求，通過信息披露實現與利益相關方的有效溝通。

四年前，G20金融穩定理事會設立的氣候變化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發布了一套面向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氣候變化管理和披露框架，包括道達爾、雪佛龍、BP在內的許多大型石油公司都根據此框架進行了披露，英國和新西蘭已經提出了強制按照TCFD框架進行披露工作的要求。中國能源企業可以參照TCFD框架，從公司治理、公司戰略、風險管理，以及指標和目標四個維度對碳資產管理相關信息進行披露，并根據現有的碳信息披露項目（CDP）、氣候披露標準委員會（CDSB）和可持續發展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等披露標準提高氣候相關信息披露質量。

另一方面，企業可以根據TCFD披露框架，將關鍵因素納入碳資產管理體系。在公司治理流程中綜合考慮氣候相關風險，構建具有結構彈性的戰略體系，利用關鍵績效指標管理氣候風險，把握氣候機遇，占據行業發展新市場。

一些發達國家已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了自然碳達峰，而我國承諾實現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遠遠短于發達國家，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能源行業面臨艱巨的轉型任務。此外，能源轉型對于我們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能源變革新賽道為我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機會——向低碳全球價值鏈高端攀登，能源企業需要積極將碳資產管理納入企業戰略，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